李鸿章要起用洋枪队,为什么又处处跟洋枪队队长针锋相对?
2019-03-18 14:25:02 爱新觉罗·载澜

  一、第一任队长

  清朝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经兄长引荐入曾国藩湘军幕府,协办军务,与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国作战。

  次年,太平军攻克苏州,直接威胁到上海(时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绅和驻沪外国列强。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和买办出身的苏松粮道杨坊,遂雇佣美国人华尔(F.T.Ward)组成“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因武器先进、指挥得力,“洋枪队”战绩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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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元年(1862)初,时任江苏巡抚薛焕,批准“洋枪队”更名为“常胜军”,由吴煦任督带,杨坊会同华尔为管带,实际上指挥权仍归华尔。

  同年中,李鸿章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率新近组建的淮军,履新江苏巡抚。对于“借师助剿”策略,他是积极支持的。

  但以“理学”著称的曾国藩,却有保留意见,对华尔颇为反感。李鸿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陈明“全神笼络”华尔,实为要“常胜军”为官府卖命、与洋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打压非曾、李嫡系的吴煦。由是得到恩师的认可。

  是年秋,“常胜军”与太平天国战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队长华尔阵亡。

  二、第二任队长

  华尔死后,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接任“常胜军”管带。这第二任队长更为跋扈,与吴煦、杨坊也渐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殴伤杨坊,抢走饷银。

  李鸿章借此将白齐文革职,且一并处置了异己人士吴煦、杨坊。经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国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胜军”新管带。

  当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齐文投奔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得到慕王谭绍光的接见,还改名为“白聚文”。随后白齐文召集旧部,抢夺清军炮船,设法购买军火,在天京拜见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礼遇。

  此间,太平天国在与湘军、淮军和“常胜军”的对峙中,愈来愈处于下风。加之白齐文旧疾复发,所能够指挥的队伍有限,而放弃苏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确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纳。故而在报经谭绍光批准后,他解散了所辖部属。

  谭绍光在确认戈登给予安全保证之后,礼送白齐文赴沪就医。到达上海,白齐文在英文报纸发文,声明丝毫没有背叛太平天国。美国领事担心他再生是非,将其送至日本治疗,不许返华。

  在天京被清军攻破之际,白齐文潜回中国,招兵备械,意图支援,这让官府颇为紧张。同治四年(1865)春,白齐文听说太平军余部在福建漳州驻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厦门海关俘获。

  白齐文被抓,消除了李鸿章和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的一个心头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苏州的途中,白齐文于浙江省兰溪县“舟覆溺毙”。

  三、第三任队长

  同治二年(1863)秋,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兵临苏州城下。几次进攻受阻后,李鸿章决定“智取”。

  “常胜军”第三任队长戈登,通过间谍了解到,参与守城的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人,与主帅谭绍光素来不睦,遂定下招降纳王之计,为李鸿章所采纳。

  几番密谈后,双方达成投降契约,纳王刺杀谭绍光、献城降清,官府则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赏,戈登作为担保人。不久,郜永宽等人趁城内议事之际,刺杀了慕王谭绍光,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清军,太平天国第二重镇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鸿章在营中设计杀死郜永宽等八名降将,并进一步诛杀了城内数万已放下武器、毫无防备的太平军。

  李鸿章的背信杀降,彻底激怒了招降计划的“担保人”戈登。在携枪到处找李鸿章算账未果后,戈登声明要其下台,否则就率“常胜军”反攻淮军,交还太平军已占城池。李鸿章则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辩解。

  接着,戈登公开拒绝清廷的万两赏银和头等功牌,并拒收李鸿章事先承诺的七万洋银犒赏。数月之后,清军攻陷常州,“常胜军”解散,部分精锐和大部装备编入淮军。戈登返回英国之时,仍然拒收赏银。

  此后,戈登与李鸿章未再谋面。戈登凭籍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声誉,后来在非洲做了“全苏丹总督”,最终于1885年战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与“变通”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对八旗和绿营的摧枯拉朽之势,证明了清廷正规军队的腐败没落和不堪一击。湘军、淮军等民间武装随之兴起。“洋枪队”应运而生,与此同理。

  在接触第一任队长华尔之初,李鸿章也循“天朝上国”的惯常思维,认为其为“蠢然一物”,而“常胜军”“均系外国流氓”。但现实中的作战成果,却令巡抚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鸿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朝廷高级文秘),可谓少年得志。但直到咸丰九年入曾幕之前,事业上无甚建树,“书剑飘零旧酒徒”是其自嘲写照。

  然而李鸿章并非一介迂腐书生。作为刚刚“自立门户”、负有守土之责的封疆大吏,他主动摒弃“仇夷”思维,忘掉圆明园被焚之耻,选择“变通”策略,积极与“常胜军”合作。在抵沪之初能容忍华尔的无理拒见,也就顺理成章了。

  反观华尔,出身于美国西部牛仔,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打造出一支近代化军队,在逻辑上也断不可说他仅是一个西洋无赖,因为一定的军事专长和管理才能是必须具备的。身为雇佣军的首脑,在大雇主李鸿章面前保持骜不驯的“本性”,倒可以评价为“迂腐”了。

  第二任队长白齐文的“坚定”立场和人生际遇,更能凸显李鸿章截然相反的“变通”思维。

  在雇佣军合约的执行环节,拖延付费显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诉求。这是白齐文伤人抢饷的客观原因。在被李鸿章解职后,白齐文转投战争市场中另一“大客户”太平天国,如愿谋到一份更好的雇佣军合约。

  先是镇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接纳他成为太平军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礼遇,又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队。此时的白齐文应该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给予的满足。也可推测,太平天国“履行合约”情况,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诚信”履约的“迂腐”观念,亦或是出于报答“知遇”之恩,因战争形势恶化和个人病痛原因,白齐文在遣散队伍,冒险返回上海后,登报声明从未背叛太平天国。这让李鸿章们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间,更是多次潜回中国,直至积极投奔太平军余部时被俘。

  白齐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还是人为所致?充满悬疑。而李鸿章的“嫌疑”不小,因为他有动机、有条件,也比较符合“情理”和逻辑,当然这并无确凿史料予以证实。

  第三任队长戈登在苏州杀降事件后,与李鸿章的激烈对立,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军人的强烈荣辱观和西方社会的守诺理念。他最终命丧非洲喀土穆,也与此“迂腐”信念有关。

  彼时驻沪的外国领事馆,代表西方列强和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决议文件,严厉谴责李鸿章,指责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清廷之内也有官员看不过如此“变通”,上折要求处理李鸿章。

  由是观之,李鸿章最终以晚清“裱糊匠”闻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业超出乃师曾国藩,与其稔熟“变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颐语)有莫大关系。其身前生后的质疑和毁谤,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论曰:“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五、后人评说

  当然,前述队长们的所作所为,背靠殖民主义列强,视生灵如草芥,最终为谋取一己私利,损害清廷主权和帝国利益,应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李、曾、左、张之洞中兴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续大清半个世纪的国祚,对于当时世人和中华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见仁见智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李、曾、左、张四人均为彼时科举制下的知识精英,“学历最低”的左宗棠是举人,其余三人均为进士——张之洞还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张著名的互联网大佬乌镇聚餐照,再次向公众展示了学霸们的功成名就惺惺相惜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书无用论”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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