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
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译文
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还不一定成功，何况天理渺茫不可捉摸，又怎么能把它推测知晓呢!
先生在世时，闻名于当代;先生死后，有著述流传后世。有这样的成就已经可以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悲切的呢!先生才能深厚，见识高远，加以精微的学术功力，因此作为文章，发为议论，豪放、强劲，英俊、奇伟，神奇、巧妙、灿烂、美好。在心胸中的才力，浩大有如江水的积储;发为文章，明亮有如日月的光辉。那清亮幽雅的韵调，凄凄切切如急雨飘风的突然来到;雄伟博大的辩论，明快敏捷如轻车骏马奔驰。世上的学者，不问他是否熟识先生，只要读到他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唉!先生做官四十年来，官位升升降降，外贬又召回，使人感到人世道路的崎岖不平。虽然处境艰难困苦，到边远州郡流放，但到底不会埋没无闻，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既经压抑，再又起用，就名闻全国。先生果敢刚正的气节，到老年还是保持不衰。
当仁宗皇帝在朝的最后几年，考虑到他身后的事情，曾经说过，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国家的前途委托。后来确定方针，从容行动，当机立断，辅助今上即位，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一朝决定。功成名就，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这样的精神，想决不会随着躯体消灭，而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
现今全国上下的人士，都在为先生的逝去而哭泣哽咽，何况我是同朝的士大夫，长期交游往来，失去的并且又是我向来仰慕而亲近的人呢!
啊!事物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伫立风中怀念，情感上不能忘却，一想到今后再也看不到先生您了，那么我能去追随谁呢?
创作背景
王安石早年得到欧阳修的举荐、提拔，虽然他政治主张与欧阳修观点不同，但他很是感激欧阳修的。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退居之地——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去世，享年66岁。王安石当时在京为相，闻讯后写下这篇祭文。
赏析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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