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徙戎论》讲了什么?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都知道，由于内部的“八王之乱”，西晋朝廷失去了对境内及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控制，最终被匈奴人所灭。中原“衣冠南渡”后，北方大地则沦入“五胡乱华”的连年混战乱局，中原从此被战争和杀戮割裂近三百年。
但大乱未起时，西晋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曾多次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管控问题，并拟订了解决方案，其中以公元299年江统的《徙戎论》最尖锐、系统而又具可操作性。在下文，我们先了解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再对这篇先见之言进行分析。
时代背景：被西晋统治者无视的少数民族问题
公元265年底西晋王朝建立后，除了外敌东吴外，晋武帝司马炎还面临着一个敌人：境内的少数民族动乱。
公元270年，由于河陇地区连年大旱，政府镇抚不力，河西鲜卑族在秃发树机能的率领下起兵反抗，叛军势头愈演愈烈，不久后攻陷凉州;
公元271年初，依附于中原的匈奴右贤王刘猛叛逃并攻打并州，北方的大批胡人同时起兵，甚至与秃发树技能联合抗衡朝廷军队，直到第二年，晋王朝才将这股力量镇压;
公元272年，益州的白马胡人作乱，其后被王濬平定。
直至公元279年底，依靠马隆出奇兵，西晋才彻底平定了西北鲜卑之乱。第二年，司马炎一鼓作气灭掉东吴，三国成为了历史。在这一朝野空前团结之际，侍御史郭钦建议携平吴之余威，将依附于境内的羌、胡(主要指匈奴)、鲜卑、氐等“戎狄”迁回故地，以防今后中原有变时，这些外族趁机起事。但此时正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司马炎“好了伤疤忘了疼”，拒绝了此提议。
然而旧的隐患尚未厘清、新的不安定因素再度加入：第二年，辽西鲜卑慕容氏开始寇边，在东夷校尉何龛的打压下，公元289年，其首领慕容廆请降，被封为鲜卑都督，东北方向的鲜卑族也被纳入了西晋王朝旗下。同年底，司马炎还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后者虽为匈奴人，但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在北地“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不仅将各股匈奴人团结在自己麾下，甚至连幽、冀的汉人名家大儒也前往依附。(鲜卑都督、匈奴都尉，都是西晋“以夷制夷”的官职)
公元290年，极意声色犬马而染病的晋武帝司马炎驾崩，留下了昏庸的接班人、无耻的儿媳妇、拥兵窥权的藩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朝野，当然还有蠢蠢欲动的内附少数民族。
第二年，在皇后贾南风的挑拨下，淮南王司马亮诛杀辅政大臣杨俊;没过几个月，他自己也被弟弟楚王司马玮所杀;但后者随即又被贾南风除掉，凑名昭著的“八王之乱”大戏正式拉开了大幕。与此同时，之前暂时平息的少数民族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造反，被地方官兵所杀;公元296年夏，郝散之弟郝度元再度起兵;关中地区的氐、羌一同起事，氐族首领齐万年甚至自立为帝;12月，另一支氐人杨氏在仇池自封右贤王。同时，由于连年灾害，大量饥民涌入益州，巴氏氐人李特趁势大肆收买人心，雄心勃勃的意图建立一番功业。
而负责讨乱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毫无作为，乱兵愈演愈烈。直到299年初，朝廷撤回藩王、换上孟观，才终于讨灭齐万年一党。正是此时，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官员)江统递交了《徙戎论》，鉴于“戎、狄乱华，宜早绝其源”，他建议尽早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其提出的应对办法与郭钦一致，但他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故而极具历史价值。
针砭时弊的《徙戎论》：如何有效避免更大动乱的产生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
戎、狄，是先秦时起，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统称，此文中则是指发源于西部的氐、羌，以及北方的匈奴、鲜卑等(羯族当时还是不成气候的小部族)。首段里，江统重点总结了他对戎狄性格的理解：贪婪、凶残好斗，毫无华夏族的仁义道德可言;并且他们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当中原王朝强大时，他们就摇尾乞怜般顺从;而当中原式微或动乱之际，他们不但毫无臣子的扶助之心，反而落井下石、烧杀掳掠。
为了加以佐证，他列举了两方面的例子：当初匈奴强盛之时，对中原王朝极尽羞辱之能事，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公元前158年汉文帝不得不亲临霸上应对匈奴大兵压境;而在被西汉持续打击上百年后，衰落的匈奴人不得不向汉宣帝称臣，甚至在其后汉朝走下坡路之际，他们仍低眉顺目，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身足够弱小。
因此，江统认为，古代的有道帝王，对待外族的措施是把他们隔离在疆域之外、严加防备，不管对方持任何态度，“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这里主要讲的是，在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弥补战争对人口的巨大消耗，纷纷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为己所用，正是从那个时候，华夏族开始与所谓的蛮夷混住。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合后，派大军北驱匈奴、南征百越，才再度将少数民族驱赶至故地。
对这一段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战国时期的赵国胡服骑射、秦国兼并西戎、楚越等开发江南，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向，也是中原开拓生存空间、促进民族融合的必然之举，不应被视为反常行为。
汉建武中，马援...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十年之中，夷、夏俱敝...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而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陇西太守马援讨平之前趁乱入侵河西一带的羌族后，为了易于控制，将顺从的羌人安置在关中地区与汉人混住。然而随着其人口繁衍，加上长期被部分汉人欺辱，自汉安帝时期，羌族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叛，虽然在任尚、马贤等名将的努力下，暂时平定了这一动乱，但东汉朝廷也元气大伤。其后，东汉一直未能解决这一痼疾，羌族的间歇性叛乱伴随着东汉直至灭亡(马援的后代马腾，以及董卓等人就是在平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而在三国时期，曹操将原居住于武都的氐族迁徙至秦州(甘肃省东南部，当时是曹魏对峙蜀汉政权的前线)，利用他们来对抗蜀汉政权。这在当时自然能极大缓解中原百姓肩负的压力，但仅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若将其视为常态，则将会危及后世。
江统的这段话，指出了当时困扰西晋王朝西部边陲的羌、氐两大部族问题的来源。但这里也点出了这两个少数民族为何屡屡反叛的原因：苦汉人侵之。无论是东汉时期的羌人反叛，还是西晋时鲜卑秃发氏、羌氐发难，其诱因都是朝廷官员统御无法，要么放任官吏侵暴、鱼肉少民，要么在天灾之际救援不力，对百姓的苦难视若无睹;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往往趁势煽动叛乱，最终双方只能兵戈相向。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抚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
这一段是《徙戎论》的核心：京畿重地，不应该安置如此大量的异族;加上中原人向来对他们轻辱，其内心的怨恨已深入骨髓，若双方强弱易位，必定会爆发大规模的灾难。因此，最佳的方案，莫过于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于今之计，不若趁着西晋兵力最强盛之时，将关中的羌、氐族人迁回至故地;为了保证这一举措的顺利实施，建议朝廷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差旅所需，并且在其故地为他们创造足够的繁衍生息条件。如此恩、威并施之下，将羌、氐与中原汉人隔离开来，即使对方再生事件，也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危害。
江统再次指出，少数民族的背叛，与他们长期受到的欺压、歧视性对待相关联;但若想让他们彻底融入中原，千年来在民间形成的“华夷有别”这一关就过不了，更别说如何保证每一位地方官员都能做到不欺辱、压榨文明程度落后的这些少数民族。因此，只有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办法：隔离，以武力为后盾，以财力为支撑，将这些少民迁回旧地。
不得不说，这一思路虽然有封闭主义之嫌，但也不失为消除潜在危机的权宜之计。若统治者无法在政策和国民待遇上妥善安抚少数民族，那么将这样一群心怀愤恨而又日益繁衍壮大的敌人置于卧榻之侧，其后却想悍然安睡，无异于痴心妄想。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悉苦，咸望宁息...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馀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疾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
这一段是算形势与经济账。当时齐万年被杀，氐族叛乱暂时被平息，当这并不意味着氐人对西晋已经心服口服，他们只是迫于武力镇压、面临穷途末路，不得不暂时低头而已;而在眼下对方实力最弱之际，朝廷不应该自得意满，更应该以兵威促使对方返回故地。
至于遣送他们所需的粮食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开销?当时关中的百万之众中，少数民族已占一半;若发生饥荒、水旱灾害，赈济他们所需的粮食堪称一笔天文数字。如此即使花费观众一半的粮食，但能免去长久的消耗，可谓一笔极划算的方案。
江统之所以长篇大论阐述上述观点，应该是当时朝野许多人以经济代价为由，反对遣返羌、氐。但鉴于当时关中地区时常爆发自然灾难，并且往往由于朝廷赈灾不力激发叛乱的现实来看，江统所言，时为着眼于长远、舍小利而谋大局的政治家眼光。如他紧接着所言：“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穀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这一段讲的是北地的匈奴人。当初曹操将归附于东汉的南匈奴人移居并州(山西一带)，为了避免其势力强大，将其分为五部、分而治之。由于当初匈奴与汉朝皇室和亲，他们因此自称汉庭外孙，统一改姓刘。而现在这一安分了上百年的外族也越来越不老实，前有刘猛之叛，今有郝氏作乱;况且匈奴五部人马人口滋盛，远超羌、氐(也就是超过了50万人);况且他们天生弓马娴熟、彪悍善战，如果发起大规模的反叛，将会给中原带来致命打击。
江统可谓点出了当时西晋王朝的最大威胁。当时匈奴人虽整体反叛动作比不上氐、羌，但其隐藏的强悍实力，可谓一颗最强劲的潜在炸弹。更可怕的是，朝廷执政者毫无政治危机感，他们在公元290年底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也就是把匈奴的全部权力归于其一人之手;再加上刘渊常年在洛阳做人质，期间他四处拜师游学，深受朝廷诸多权贵青睐。这样一个了解西晋朝野虚实，而又文武兼通、满腔抱负的枭雄，却掌握着北方最强劲且不可控的军事力量，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
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
这一段的意思比较明显，即汉人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困苦之际，尚且会闹事;犬马也会互相啃咬，况且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呢?他们现在之所以不大规模暴动，只是能力不足罢了。
下面是最后一段，点出了本文的要旨：
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治理国家，民不在多而在于是否安定。如今东吴已灭，天下已再度归为一统，中原的地大物博、民众殷实，假以时日，汉族的人口一定会增长到足以满足生产与发展需要，为何要贪图外族的人口、急切追求一时所需呢?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遣返，如此一来，则蛮夷有回归故土之慰，天下无动乱之忧，百姓有安居乐业之便，朝廷拥基业永固之利：
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然而，对于江统的披肝沥胆之言，西晋朝廷并没有放在心上。
西晋为何不采纳《徙戎论》?军事优势、经济考量是关键
前有东汉时期持续近百年的羌人之乱，近有鲜卑、氐、羌、匈奴的连续背叛，当时已遭受切肤之痛的西晋统治者，对江统提到的危机一定深有感触，但无论是司马炎，还是如今的掌权者，都对这一问题视为不见?笔者认为，有二个关键原因：
其一，西晋的军事自信。由于持续数十年的三国对峙，加上期间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间断打击，饱经战火锤炼的曹魏/西晋军队实力达到了封建王朝的新巅峰。这里不再赘述具体的描绘之辞，以公元295年的一场火灾数据为例：
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都城的武器库中，常年保存的武器可以供200万军人使用;更恐怖的是，当这些武器被毁后，西晋朝廷立马重新打造、从各地调集，很快又补足了损失!
这是数量，我们再看看质量。我们结合上文：当初秃发树机能纠集数万人造反，可谓声势浩大。而前期朝廷应对不利，更多的是用人不当;后来马隆主动请缨，仅仅召集了3500人就西进平乱。史书称其“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而到达凉州后他一战击败叛军，更是阵斩秃发树机能。而江统上书之前的齐万年之乱，进展甚微的原因是由于“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当换上专业的军人孟观指挥后，晋军则立马改头换面：“大战十数，皆破之”。
客观上来说，当时即使所有内附的外族同时作乱，西晋朝廷若认真应对，也丝毫不在话下。也许正是这份自信，让统治者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顾。
其二，现实的经济考量。这一点分为两部分：
首先，如江统所言，遣返数十万羌、氐，所需的军费、配给移民的口粮，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加之当时正值连年自然灾害，百姓经不起额外的赋税;但若这部分开支让世家大族提供，显然会吃闭门羹;
其次，对廉价劳动力贪恋。《徙戎论》中提到的，内附的少数民族常年被欺辱，这是为何?因为他们由于身份、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被中原人雇佣承担最基层的体力工作;甚至有很多人被卖为奴隶，饱受最苛刻、凄惨的境遇。比如后来建立后赵的羯族人石勒，原本在上党做一个小老百姓，后来被东赢公司马腾掳掠，当作奴隶卖掉以充军资。因此，如果将这些少数民族悉数遣返，地主阶级讲会遭受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损失。
因此，所谓“神武”的晋武帝司马炎尚且对郭钦的建议无动于衷，更别提宫廷醉心于内斗争权的司马衷时期。
而随着西晋国力被“八王之乱”消耗殆尽，江统预见的灾难如期而临
随着江统的上疏被无视之后，西晋统治者在作死的道路上策马狂奔。藩王们对掌握中央大权如中毒般着迷，孜孜不倦的大起干戈，数十万精兵命丧内斗;同时，忙于抢权的他们，对于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处理的随心所欲，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以涌入益州的各民族流民为资本，氐族人李特、李流、李庠兄弟于公元301年揭竿而起，而此时的司马氏仍沉迷于内斗，导致起义愈演愈烈。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史称“成汉”，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而江统最为忌惮的匈奴人刘渊，则在公元304年司马颖召集他打击鲜卑、乌桓之时，摇身一变自称汉王，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起兵反晋，上演了一出典型的落井下石(江统可谓一语成谶)。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汉赵”。而到了公元316年，刘渊之子刘聪在位时，汉赵大军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司马邺。就这样，西晋被当初自己所册封的“匈奴五部大都督”灭亡。
而此后，以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到的羌、氐、匈奴、鲜卑以及羯族为主力，史称“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大分裂局面先后上演，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陷入了战乱近300年的中原才再度回归暂时的安宁。
而这一切，源于西晋统治者对社会危机的视而不见。诚然，那个时期的动乱，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但以上百万、千万计的各民族百姓生命为代价，是不是过于惨烈了些?这样的黑暗，也许有机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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