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陶潜传》中，开篇这样介绍陶渊明：“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也就是说，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到大司马，可谓东晋顶尖权臣，所以陶渊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世家子弟，出身绝算不上差。但是，他却仕途不顺，半生困苦，一点没有陶侃手握荆江二州，同“江左夷吾”王导叫板的意气风发。
要说才华，陶渊明绝对不缺;官场人脉，也勉强有些。论起点，比曾祖高出一大截，为什么他却没有成为陶氏家族第二个陶侃呢?光用“性情恬淡”这个理由解释不通。陶渊明在《杂诗》中有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说明他在少年时，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发现自己日渐衰老，却终日沉湎于杯中物而一无所成时，也曾作《荣木》来表达自己仍然还有建功立业的追求：“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陶渊明最终没有成为像曾祖陶侃那样影响整个南朝时局、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陶侃的“寒门贵子之路”
陶渊明曾祖父陶侃的前半生，很好地诠释了“寒门出贵子”这句话。
《晋书》中有载：“陶侃字士行，原本鄱阳人。吴国灭亡后，迁到庐江的寻阳。父亲陶丹，在吴国任扬武将军。”陶侃出生在孙吴统治摇摇欲坠的时期，是彻头彻尾的“南人”。父亲是吴国的杨武将军，但其实也不算什么大官，家族更是没有名气。在自东汉就崛起的士族豪门眼中，陶家是实打实的泥腿子寒门，顶多在当地算个武宗豪强，通俗点说就是土霸王。
不过史学界有人对此提出过异义。南朝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这样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如果不是出身世家大族，怎么能被称为“洪族”呢?
这就要说到陶侃刚出仕时的情况。他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长大后只做了一个小小的县吏。《晋书·周访传》中说：“(访)为县功曹，时陶侃为散吏，访荐为主簿。”通俗说就是陶侃在县政府就是一个打杂的。
而真正的“洪族”子弟是什么情况呢?如西晋名门河东卫氏子弟卫玠，朝廷屡次征召却坚辞不受，后来一出仕就“太傅西阁祭酒，拜太子洗马”;再比如天下高门琅琊王氏子弟王戎，父亲去世后，就继承了父亲贞陵亭侯的爵位，出仕即为相国掾。若说陶侃是因父亲去世家世落败而无人问津就更不靠谱了，出身陈郡谢氏的谢安也是幼年丧父，却自少年时就被王导看好，“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
因此，我们知道，在仕途起点上就输了士族子弟一大截的陶侃，只是寒门之子。在科举制还没有出现的两晋之际，挣扎着为自己、为家族寻找一条出路。
前面说过，陶侃一开始只能做着被士族看不起的“吏”职，想往上爬，就要抓住一切机会。他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是同郡的范逵。范逵去他家吃饭，《晋书》中说陶母因家中一贫如洗，不惜卖掉长发，砍碎席子来招待客人，等到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出百里相送。受到这样殷切招待的范逵很感动，就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连忙说：“欲之，困于无津耳。”于是范逵向庐江太守张夔推荐了他，“夔召为督邮，领极阳令。有能名，迁主簿。”
终于升官的陶侃并未得意忘形，反而展示出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在张夔的妻子生病时，能不顾寒雪为其奔波数百里请医，并因此受到张夔推荐，举孝廉以入京师洛阳。
不想“洛漂”之始就碰了钉子。本传中说，他曾经数次去求见名士张华，张华却不愿意见他，理由是“以远人，不甚接遇”，大家也心知肚明是陶侃没名气没出身，张华懒得接待。好不容易有个同乡杨晫对他有赞赏之意，也有人要去劝：“奈何与小人共载?”
庶族出身已经是个大问题，要命的是他还是个南人。在北方士族眼中，南人皆为“亡国之余”，不会轻易接纳他们。如伏波将军孙秀，以孙吴支庶而为人所轻视，连招掾属都没有士族愿意去。更别提本就出身寒门庶族的陶侃，若无特殊机遇，是根本无法进入晋朝权力枢纽的。
幸运的是，动荡的时局还是为陶侃送来了机会。在政治上无法抗衡世家大族的陶侃，选择另辟蹊径，走士族子弟不屑的“兵家子”之路。《晋书》载：“会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此后，陶侃在晋朝平定荆州及江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逐渐展露了其过人的才干和天分，做到了对于东晋朝局有重要影响的荆州刺史一职。
当然，此时在顶尖士族集团和皇帝司马睿眼中，他仍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的工具。荆州彻底平定后，时任大将军的王敦“深忌侃功”，不顾幕僚劝阻，执意将其左迁至广州。《晋书》记载，陶侃作战时“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却因战败而被统治者苛责，丢掉了官职，转头荆州发生了叛乱，没人能够控制局势，又让陶侃出面去平定，而平定的结果却是“兔死狗烹”，被扔到广州去养老。想必换很多人遭到这样的对待都会陷入崩溃的边缘吧。
然而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陶侃并没有这么想。为了不让自己的意志被消磨，他每天早晚都去搬甓锻炼身体。有人来问原因，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不像“尚能饭否”的廉颇，东晋的统治阶级心知肚明，保持着竞争力的陶侃已经是时局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等到王敦叛乱、王氏家族遭到重创。这一次，朝廷为了安抚陶侃，迁都督荆、雍、益、梁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连次子也被封了侯。陶侃开始走向了权力的顶峰。
然而这时候的陶侃仍未能获得士族的认可和尊重，不遵守既定游戏规则的人，仍是圈内人的敌人。陶侃“勤于吏职”，并不喜欢谈玄论理，隐逸山林，是个和士族圈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寒门兵家子。《晋书》载：“(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手下将领有沉溺于浮华糜烂之风中的，也会遭到他的惩戒和叱骂：“樗蒱者，牧猪奴戏耳!”可以说是非常不合群了。
不合群的后果，就是依然被人看不起。苏峻叛乱，权倾一时的庾亮狼狈的跑来求救，陶侃不想理他。庾亮很忐忑，温峤却说：“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做到大将军也没用，在士族眼里，他还是那个贫贱出身只是运气不错的庶族子。
不过，据杨合林在《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中所言，陶侃这时达到了“朝居外相，宏总上流”的权力巅峰，保持着对王、庾诸门阀士族的强力制衡：当王导做大时，他可以和郗鉴密谋废导;也可以在庾亮闯出苏峻之祸时不顾其外戚身份公然说“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
然而陶侃无法更进一步了。晋明帝遗诏中，陶侃没有成为顾命大臣，失去了位进中枢的机会。此后伴随着陶侃致仕、去世，又没有特别出众的儿子来继承他的政治遗产，从而在被庾亮清算时，辉煌的陶氏家族开始走向了没落。等到陶渊明出生时，所面临的家族情状已和陶侃年轻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陶渊明的“落拓隐士之路”
陶渊明的生平履历就没有曾祖那么丰富了，在《晋书》列传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他没做多久的官就去归隐田园了。但我们前面说过，陶渊明在年轻时是有过出仕愿望的。受到曾祖事迹激励而想振兴家族是一个方面，面对越来越不堪的朝局想要力挽狂澜是另一个方面，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家贫。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为“禄(钱财)仕”。我们不谈经济因素到底在他出仕的原因中占了多大的比重，但至少知道了一个事实，即他年少时的确十分贫困。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曾写道：“少而穷苦，每以家敝，东西游走。”
刚出仕的陶渊明，借着陶氏家族的余烬，起点还是比陶侃高了很多。《晋书》中有载：“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甫一出仕就是类似于省教育厅厅长(或首席行政官)之类的要职。但是，陶渊明却并不喜欢，“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他的曾祖当初给人低头哈腰都得不到的位置，就这么被他轻易的放弃了。
辞职的结果就是无法脱贫。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入桓玄幕任职。当然，陶渊明并不只是因为家中无米下锅，就随随便便挑了一个位置混日子拿工资。从他挑选桓玄作为自己的效力对象可知，他的内心深处是有欲整顿东晋朝堂纲纪的愿望的。他也曾在家书《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如果长官无法让他欣赏认同的话，他还是宁愿在家辛苦种田吧。
但是，在他辞去职务回家守丧没多久，桓玄和安帝的矛盾冲突加剧，率兵攻入建康篡晋自立。按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书中所言，陶渊明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无法得知(他回家守丧因此避免了尴尬)，但他的确接受了桓玄的敌对势力、北府刘裕的招揽，做了镇军参军。这足以说明了他对旧主桓玄的厌弃和对表面上看似挽救了晋朝危局的刘裕的支持。
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陶渊明与陶侃的相似性，即《晋书》中对陶侃之“贞固”的评价。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陶侃面对已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仍然坚守自己的政治底线，只因陶臻的叛逃而不得不选择归附于司马睿，也造成了陶侃在东晋初年一度被打压的局面。而陶渊明在面对桓玄篡位的消息后，选择效忠看似在维系正统的刘裕，可能也有受到祖先影响的成分在。
不过，曾祖孙二人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陶侃虽然一度遭到当权者打压，但当时已成为平衡时局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最终还是熬倒了司马睿和王敦，成功跻身东晋权力顶峰。而陶渊明作为一个文人，就没有那样的重要性了，在以军事能力为主的刘裕帐中，大概就是一个不太能被看顺眼的桓玄“旧臣”吧。
这次陶渊明的参军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就结束了。回家种地却填不饱肚子，再次出仕又不想去和刘裕瞎折腾，咋办?跟亲朋好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想找个不太累，能让我每天喝喝酒唱唱歌的那种工作，混日子吧。
后面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出处了。这次只做了小小的彭泽令的他，还没有等到公田里酿酒和吃饭的粮食收获，就一怒之下辞了官。这下彻底对官场死了心的陶渊明，宁愿贫苦一生也不想再出仕了。
据袁行霈先生分析，陶渊明在官场上仍有一定人脉，如果他还愿意出山为刘宋王朝效力，道路是畅通的。比如王导的的曾孙王弘就很敬仰他，在任江州刺史时，“尝以酒馈陶渊明”。再比如太尉参军殷晋安与始安太守颜延之，都与陶渊明交情甚笃，陶渊明去世后颜还为其作《陶徵士诔》。由此可见，陶渊明随后的归隐，和受到排挤迫害的关系不大，个人因素占据了主要方面，即仕宦生活实在不符合他的性格。其《归去来兮辞》中，“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便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
陶潜为何没能成为陶侃第二?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陶渊明与曾祖陶侃有着相似的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比陶侃在士族中的名声还要更好，却为什么没有取得其曾祖的成就呢?
首先，他们面临的政治环境是不同的。西晋末年，孙吴之地兵乱刚刚平息，时人尤其是南北世家大族间，普遍没有相互认同感。北地士族以其居中原正统为名，自来看不起南方士族。但是，从晋室南迁开始，北方士族渡江挤压南方士族利益，双方矛盾激化严重。王导为平衡东晋朝局，不得不实行“宽简”之政，向南方士族团体释放善意。
陶侃虽然只是庶族寒门，但其在晋室大乱中依凭军功而起，手握荆州(还曾控制江州)，为一地方伯。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荆州一度为其所控，其他人即使坐上荆州刺史的位置也没法长久。因此，重用陶侃不失为向南方团体示好的一个好方法。同时，随着晋元帝的去世，王导和庾亮展开了长期交锋，需要一个非北方士族团体的人来平衡时局，而权重势威却无士族根基的陶侃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陶侃也因其出身和与王导、庾亮的矛盾而止步于方伯，无法位进中枢，家族也在其去世后逐渐没落。
陶渊明面临的政治形势迥然不同。经过近百年的经营，侨人势力巩固，已不需要拉拢和他们争抢既得利益的南方士族团体，因此即使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符合士族团体一贯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被时人所推崇，却也并不能从其南人的身份中获得政治上的便利。
桓温、刘裕相继掌握着东晋末年朝中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即荆州和北府军。本来陶渊明的出身非常适合效力于荆州幕中，奈何桓温死后，桓玄在决策上产生了重大失误，导致荆州一败涂地，北府刘裕坐大。陶渊明在刘裕幕中为官的过程中，也看清了刘裕并不是值得效力的对象，加上晋末政坛波云诡谲，没有军权傍身、没有庞大家族势力的陶渊明只能选择急流勇退。
其次，曾祖孙二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也是不同的。《晋书》中特意记述了陶侃之母在陶侃年轻时，为能帮助儿子交友不惜“截发留客”的典故，不论真假，其反映出的是陶侃自幼可能就在善于经营、勇于进取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其后陶侃一系列反玄学浮华的言行，更是体现出他受到儒家思想“碌于实务”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的家庭环境却更加复杂些。他本人是非常崇拜曾祖陶侃的，曾在《命子》中赞美其“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他可能也确实希望能像曾祖一样重塑家族的辉煌，奉养自己的贫母，稳定混乱的朝局，因此不乏建功立业、拨乱反正之心。但同时他又受家族中恬淡虚无的家风影响甚深。陶侃死后，陶氏家族被庾亮清算，其孙之一陶淡抛下偌大家业，直接跑到深山去当隐士，“不与亲旧往来”。其父在史书上没有具体记载，只能根据《命子》中“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寘兹愠喜”推断其也是一名隐士类的人物。甚至包括他的外祖父，在陶渊明为他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对其性格的描述也是“冲默有远量”。也就是说，陶渊明身边的亲人很可能都是温雅恬淡之人，并没有曾祖勤勉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也直接影响着陶渊明对于出仕做官的态度。
最后，家庭的影响下的不同性格造就了个人选择的不同。面对动荡诡谲的时局，黑暗腐败的社会现状，陶侃选择力争上游做规则的制定者，而陶渊明却选择按捺心中的愤懑不甘，远远避开，眼不见心不烦。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的那样：”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
与人相比，还是山水田园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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