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隋炀帝杨广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接着往下看吧。

　　隋末社会动乱，军阀势力混战。北方后起之秀李渊从太原起兵，用了五个月时间攻克都城长安。昔日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的长安城，如今已被遍地烽火、举目狼烟所取代，隋朝大势已去。面对穷途末路，远在江都的隋炀帝在做什么呢?他又会采取什么应对之策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隋失其鹿，究竟谁是赢家

　　其实，早在李渊起兵之时，隋炀帝就已经接到消息了。但当时南北方的武装巨头除了李渊以外，还有其他割据势力趁机作乱，比如北方的窦建德、王世充，南方的萧铣等，忙着平定农民起义的隋军早已自顾不暇。隋失其鹿，人人都在虎视眈眈。这也注定了这是一场需要付出艰险的努力，方可平乱的割据之战。

　　《旧唐书》：“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其实，尽管隋末呈现颓势，但毕竟是屹立了三十多年的朝代，其底子尚在。倘若此时隋炀帝能团结一切兵力，举全国之力评论，其结局可能就不会那么悲催了。但是历史不容假设，时间也无法重来。隋炀帝作为一国君主的领导素质，注定了这是一场无法扭转的死局。为什么这么说?

　　极端的性格，是悲剧的注定

       其实照隋炀帝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来说，他确实具备一代君主所需的深远的政治眼光和敢为人先的勇气与睿智。

　　从上任初期开凿大运河，连接两河流域文明了两个文明，使之融为一体，为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到建东都、出西域，让东西南北各使国恭顺来朝;再到创科举选才制度，提倡尊祟儒释道三教，促进文教兴国。隋炀帝的这些措施或因时审势、或因势利导，但都推动了大业初年隋朝的极盛气象。而这背后所折射出的便是他渴求成就圣王之业的宏大魄力，以及成为一代明君的潜质。

　　《汴河怀古二首》：万艘龙舸绿丛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但同时隋炀帝的性格又是极端的：他刚强却又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隋炀帝以拼命的精神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最伟大的功业，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圣君。 为此，他大兴土木、东征西讨，导致大隋由盛转衰。大隋的转折也让杨广这柄刚霸有余、柔韧不足的宝剑怦然折断，自此埋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史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当往涿郡，尔还，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以成圣王之愿，而得暴君之谥功与过、是与非都在隋炀帝身上同时呈现，就像磁场的正负两极。成圣王亦或为昏君，皆是一念之间。也正是在这一念间，隋炀帝的极端将其性格缺陷展露无遗，从而断送了整个大隋的江山。故我们说，隋炀帝是成也性格，败也性格。为什么呢?

　　性格极端的人， 当他们身处顺境的时候，往往会慷慨激昂、激情澎湃，仿佛身上有无穷的能量。而一旦落入逆境里，他们就容易变得颓废保守、消极厌世。他们的心理世界就像是一个玻璃杯子，极其脆弱，只需一个挫折便可让他们内心最后的支撑轰然倒塌。从继位到灭国，隋炀帝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心理历程。

　　《史记》：“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

　　而辽役兵败与接囧而至的灾情引发的民变，便是一个让隋炀帝走上绝路的挫折。征辽失败后，国内外形势急转直下。隋朝潜伏在暗处的危机连绵起伏，遍地狼烟、战鼓喧天，天下重现大乱之兆。眼看成就圣君大业的理想抱负化为泡影，杨广的意志濒临崩溃。

　　鸵鸟政策，消极应对面对危机，杨广不是想着如何平定乱局、恢复原有局面，反倒采取“鸵鸟政策”，拒绝过问朝政，甚至放弃长安而苟且江都(今天的扬州)，去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此时的杨广，与即位之初那个满怀壮志、奔波亲政、力争创下圣王大业的一代枭雄已判若两人。他以消极避世的心态去面对危机，这样算是佛系吗?小Z并不认同。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大业十二年宇文述劝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

　　杨广分明就是在逃避现实，妄图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麻痹自己。从这点来看，他还真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逃避是趋利避害的表现，可以给人带来短暂的轻松，本身无可厚非。但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对趋利避害愈发上瘾，只要一感觉不舒服就立即将自己封闭起来，另寻慰籍，而不是给自己留时间去认知和体验。

　　尽管有些事情在当下确实无能为力的，用逃离去避免以卵击石自然是一种智慧。但有些问题并不是逃避它就不存在了，逃避现实无非就是自欺欺人，如同掩耳盗铃般不可取。所以说，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危机和挑战，直面困难，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于隋炀帝而言，平定天下大乱的局面是无法逃避的现实。如若此乱不平，那么大隋的江山便岌岌可危了。身为君王，隋炀帝不可能不知道逃避一举的利害关系。但极端性格中的消极、颓废终盖过了他的激情与雄心，大隋在杨广誓不低头的狂妄中终于灰飞烟灭。

　　南下江都，偏安一隅公元616年7月，隋炀帝携带一众后宫家眷及十万骁果，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江都，自此过上了荒淫无度、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从他的生活状态来看，我们可以说此时的隋炀帝是既颓又怨。

　　消极避世，拒理朝政他颓废昏庸，整日在后宫过着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生活;拒绝处理朝政，禁止宫中任何人议论时局政事。他满心怨怼，怨关陇集团背叛他，怨老百姓揭竿起义、犯上作乱，怨周边的人面对动乱无动于衷。许是性格使然，面对危机，隋炀帝把责任推给旁人，在怨怪别人无能之时，还要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大业十二年：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营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营于会稽，会乱，不果成。

　　所以在这内忧外患之际，能够慰藉他心灵的地方也就只有江都了。为什么这么说?

　　原来，江都是当年杨广讨伐陈朝之时的大本营所在地，见证了他当年统御八方的英勇风姿，因此他对于江都有着不一样的情感羁绊。且江都作为水陆并行、粉墙瓦黛的“雄富冠天下”之地，其风土人情里透着一股精致和安逸、满足和美好的气息，这与隋炀帝此时的心境十分相符。此外，隋炀帝的萧皇后来自南朝的萧氏，他本人也素来与南朝人交好。

　　所以，综合种种原因，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隋炀帝会对江都情有独钟了。

　　君臣离心，埋下祸根家国存亡之际，隋炀帝弃城而走，率众前往江都避难，此举不啻为饮鸩止渴。偏安江都，虽然让他暂时躲过割据势力的威胁，但他荒淫无度、醉生梦死的生活，惹群臣百官心怀不满，日渐疏离;他避世自欺、拒亲朝政、枉顾江山的态度，令忠臣良将怒火中烧、恨之无能;他一意孤行、施己于人的决定，更是引发十万骁果的愤恨与怨怼。

　　此时整个阶级内部，一股汹涌的暗流正在撞击，欲让暗藏的危机浮出水面。面对内部危机，杨广又做了什么惊人之举，乃至摧毁了众人对他的信心，亲手将自己推上了绝路呢?

　　一意孤行，终是害人害己面对天下动乱的局面，隋炀帝选择率领众人逃往江都避乱。但他怀揣“自此偏安江都”目的的南下一行，在一开始并未告知众人。所以在将士们眼中看来，这不过又是一次常规的出巡。但抵达江都不久，隋炀帝就下令告知禁卫军，此次南巡亦是“迁都”，关中一带彻底放弃。

　　这个消息的传来直接让骁果炸了营。为什么骁果对隋炀帝此举如此震惊、愤怒?

　　原来这支禁卫军的大多数人皆来自关中。而关中人素来都有“安土重迁”的习俗，他们对于家乡的执念很重，有强烈的依恋情结，不愿轻易迁移。

　　《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所以这也难怪骁果听闻此令时会如此地焦急 、愤怒了。看着骁果们个个都心事重重、焦虑不安，隋炀帝竟下令让扬州城所有的未婚女子停止谈婚论嫁，直接许配给军中的骁果，以此稳定军心。

　　要说这隋炀帝一开始的“先斩后奏”来江都还只是得罪了骁果，他这一下令命江都未婚女子许配给禁卫军的行为，直接将所有人得罪了个遍。这下不仅禁卫军对隋炀帝不满，江都当地的一众未婚女子及其家族，都对他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

　　《资治通鉴》：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

　　所以上到军营将领，下到江都百姓，整个阶级内部都在酝酿一种不安乃至不详的气氛，隋朝被灭初显端倪。

　　骁果叛变，隋政终结

　　隋炀帝的一意孤行，让隋朝内部本就混乱的局势越发危急。尤其是禁卫军的一众首领，更是人人自危。以虎贲郎将司马德戡为首的头领，开始着手为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了。

　　司马德戡密谋叛变司马德戡私下与同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元礼、裴虔通等人商议，决定与反动的骁果结成统一战线，背叛杨广，成为政变的推动者和实行者。其实，对于司马德戡的这一举动，我们并不意外。毕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身为皇帝的臣子，底下一旦叛乱，司马德戡势必要在两股势力中做一个选择。

　　而相对一个颓废到能对着镜子顾影自怜、感慨好头颈不知何时会被别人砍去的隋炀帝，加入数量庞大、实力强悍的禁卫军自然成了众将领的上策。

　　《资治通鉴》：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为了政变成功，以司马德戡为首的禁卫军首领到处招兵买马，将各路人士加入到谋反阵营中来。此时江都城叛变的暗流已是十分汹涌，正等待一个时机喧嚣而出。

　　逃避是最后的体面此时，大到禁卫军将领，小到市井百姓，几乎人人都在等待政变的到来，丝毫不遮掩他们的异心。更有甚者，直接在路边高喉大嗓地商讨具体政变计划。而后，民心异动这一消息被宫人传到隋炀帝耳中，但他不仅不信，甚至还以妖言惑众、搬弄是非之由下令处斩该宫人。自此，便再也没有人敢向隋炀帝汇报消息了。

　　《资治通鉴》：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

　　经此一事，萧皇后无奈出面告知众人：“天下事情诸多繁杂，我们也无力改变。大家就不要再去打扰皇上，给他徒劳悲伤了。”所以，从这一席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隋炀帝对于时政十分了解，也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只是消极厌世的他早已麻木，只能选择充耳不闻来浑噩度日。

　　《资治通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

　　宇文化及反隋从隋炀帝的作为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场叛变是无法制止的了。但任何一场政变，若想合乎其理，都必须有一个身份尊贵、有足够号召力的人来做主事者。所以，司马德戡等人决定让关陇集团的核心代表之一、大将军许国公宇文化及来做领头羊。

　　《资治通鉴》：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

　　其实，就宇文化及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非常平庸、懦弱。所以当叛军司马德戡、裴虔通来找他商讨政变计划时，宇文化及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思前想后、考虑良久，最终同意了。为什么本性懦弱的他也敢叛变呢?小Z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刚开始，宇文化及觉得犯上作乱这个要掉脑袋的差事，风险太大。但再仔细一想，如今司马德戡、裴虔通都已经和盘托出了。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计划，他也是性命堪忧。且就算宇文化及跑到隋炀帝面前告状，就冲现在这个极其混乱的局面，大家都是难逃一死。既然横竖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不就此走个险招呢?所以从身家性命这个角度考虑，宇文化及点头同意了。

　　公元618年，一切皆已准备就绪的叛军趁夜发动政变，直接包围了扬州各个交通要道及皇宫。宇文化及率众逼宫，隋炀帝及其家眷皆遭杀害，杨家政权正式结束。

　　《隋书》：公元618年禁卫军兵变，弑君隋炀帝，拥其称大丞相，后率军北归，被李密击败，退走魏县，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立国半年，翌年被窦建德击败擒杀。

　　小结：

　　隋炀帝在登基之初，也曾雄心勃勃、豪情万丈。他渴望建立一番大业，成就自己的圣王威名。于是，他建东都、置关防、开运河、掘长堑，开创了国富民强、东西南北百国来朝的盛荣气象，甚至还留下了“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的美名。

　　然而，权力与欲望使他忘记了责任与担当。 大业八年至十年，隋炀帝倾全国之力攻打高句丽，企图迫其臣服。 而正是这场只为满足杨广展雄威私欲的征辽之役，成了大隋由极盛转为颓败的转折点，也成了隋炀帝一生荣辱的转折点。最终，他以残暴不仁、荒淫无度断送了大隋江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盛丽辉煌的大唐帝国，新的历史纪元正式开启。

　　历时三十七年的隋朝，于生存了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和屹立了三百多年的唐朝而言，如同如白驹过隙，光景短暂得只能让后人记住杨广昏庸无能、荒淫无度的斑斑劣迹。而隋文末至隋炀初年期间的国库丰溢、威镇八荒、地广三代的盛世气象，只能黯淡地隐没在世人的恶评之中。

　　世人皆叹：“成圣王难，为暴君易”。于对杨广而言，圣王与暴君不过一步之遥。他万万不会想到，九泉之上，当初用于嗤笑陈后主的“炀”字，会成为自己的谥号。他前半生惮精竭虑、日以继昼的操劳国政，满心渴求建立丰功伟绩、成就圣王之愿。却不曾想，历史和后人追认他的，不是兴国大业、鞠躬尽瘁的贤明君王，而是荒淫好色、昏庸无能、千夫所指的昏君。

　　一座迷楼，千夫所指，万古唾骂。地下若问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以成圣王之愿，反得暴君之谥。杨广的一生，终究是一场性格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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