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丽特·阿巴斯诺特(英文:Harriet Arbuthnot，1793年9月10日-1834年8月2日)是19世纪早期英国日记作者、社会观察家和托利党的政治女强人。在1820年代，她是滑铁卢战役的英雄不列颠首相第一代威灵顿公爵"最亲近的女性朋友"。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公爵保持通信和交往，并将其记载于自己的日记中，这些素材被威灵顿公爵的各种权威传记所广泛采用。

　　她生长于英国贵族的环境中并且与一位身为议会成员的政治家缔结婚姻，因此有着绝佳的机会去结识摄政时期与后拿破仑时代的各种重量级人物。她经常逐字记录各种会议和交谈的内容，今人所撰的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及传记往往会引用阿巴斯诺特夫人的字句。她在从政生涯中的观察和记述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体验，而是以相同的关注来描述公共政治、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留给历史学家们关于那些事件的清晰的全景图。她的日记最后于1950年以《阿巴斯诺特夫人日记》为题结集出版。

　　哈丽特·阿巴斯诺特出生时名叫哈丽特·费恩，是第八代威斯特摩兰伯爵托马斯·费恩的次子亨利·费恩之女。作为一个年轻人，亨利·费恩被描述为"十分懒散和粗心，并且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乡间"。然而，他抓住时机成为了莱姆区的国会议员，并在1772年被指定为为国王私家驰道的管理员。1778年，他与阿巴斯诺特的母亲、一位富家小姐、爱德华·巴克利·巴特逊之女安妮·巴特逊结婚。这对夫妇有14个孩子:9个儿子和5个女儿。

　　小哈丽特的绝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高高坐落在格兰瑟姆镇之上石灰岩小山上、林肯郡的富尔贝村家中度过。那所亨利·费恩从父亲那继承的房子在阿巴斯诺特的童年时代还并非一套超大的现代公寓。它在1773年大火后进行了重建，并于1784年被亨利·费恩大大扩展了并使之现代化。在富尔贝哈丽特和她的13个姐妹享受了一个舒适而颇为富裕的乡村童年。

　　哈利特·费恩的父亲在她九岁时去世，但在1810年她家的财产大幅增加，因为她母亲继承了汉普郡雅芳特瑞尔的不动产和多西特的阿普伍德地产。这使寡居的费恩夫人能够的到每年6000英镑的收入， 按当时的标准这是笔相当高的收入。然而，要想维持现有的社会地位和抚养14个孩子，这笔钱实在不够花。

　　阿巴斯诺特初次注意到威灵顿大概是在1814年间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后重新开放的巴黎沙龙。威灵顿被指定为驻杜伊勒里的英国大使 ，那座城市挤满了拿破仑战争后渴望到大陆旅游的英国游客。

　　阿巴斯诺特夫妇经常于各种社交场合出现。 查尔斯为威灵顿所知，而且他是威灵顿的弟弟亨利在离婚案期间的强烈支持者，威灵顿很可能见过，至少是听说过阿巴斯诺特夫人- 她是他特别喜爱的布尔格什家族中的一个同胞不过仅仅直到卡斯雷1822年去世后，威灵顿和阿巴斯诺特之间的友谊之花才真正绽放。在此之前不大可能有何亲密的友谊产生。威灵顿，当时安顿在卡罗斯特宾馆(那个房间最近由拿破仑的妹妹波林·鲍格才公主腾出来)而且受到王政复辟时期的全巴黎予的欢迎， 已经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女性同伴，朱泽皮娜·格拉西尼。这位女子以与拿破仑的密切友谊而闻名，被称作"La Chanteuse de l'Empereur"，现在又投入威灵顿的怀抱。另巴黎社会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十分反感，尤其当威灵顿公爵夫人抵达巴黎后。

　　许多人推测阿巴斯诺特夫人，她的丈夫查尔斯和威灵顿之间存在"三角关系"("Ménage à trois")，然而被一些传记作者否认。不过，据说婚姻不幸的公爵享受着他与阿巴斯诺特夫人的关系因为她能给他"他的妻子无法带给他的安慰与欢娱"。在所有事情上阿巴斯诺特都的确是他的红颜知己，尤其在关于他婚姻的问题上。他向她透露说他之所以娶他的妻子完全是因为"别人要求他那么做"，他甚至"对她没有一点爱意"。 实际上，在他们结婚之日前威灵顿有十年没有见过他的妻子。 结婚之后，新郎和新娘发现他们之间很少共同之处，如果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尽管生育了两个儿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两地分居，直到公爵夫人于1831年去世。作为其不幸婚姻的结果，威灵顿与其它女人交往，但他为阿巴斯诺特"保留了内心最深处的爱"。 她的丈夫那时供职于财政部，而她则在威灵顿在1828年1月及1830年11月间的第一次首相任期之内努力坐到了今天被称为威灵顿的社会秘书的位置。据暗示威灵顿公爵允许她"几乎无限制的接触内阁的秘密" 然而无论她接触和直到什么，似乎她都无法影响公爵，但是甚至他在1828年1月对将她丈夫带入内阁的拒绝都没能动摇这种三角关系。威灵顿并不企图隐瞒他和阿巴斯诺特间的友谊。有说法指出他们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这被社会中最上等的阶层所接受，这从肯特公爵夫人在1828年允许威灵顿向她年幼的女儿、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引见阿巴斯诺特可以看出。 阿巴斯诺特写道小公主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小孩"而且"肯特公爵夫人是个很明智的人，她把她(维多利亚)教育的非常好"。 阿巴斯诺特对公爵夫人的印象并不完全是公正的，也并不被威灵顿和其它政要所认同。不过，阿巴斯诺特自己的特质被认为尚不足以可敬到能够被允许会见小公主的地步。阿巴斯诺特日记中的许多评论并非向她对肯特公爵夫人的评论那样恭敬。威灵顿和阿巴斯诺特经常一起旅行，1824年他们的布伦海姆宫之行引发了她日志的一篇文章里关于威灵顿的伙伴第五代马尔伯勒公爵的严厉批评，她写道:"可是这个大将军的家族不幸的走向没落，而且还是对丘吉尔名号的玷污，此刻他们选择了苟活。现任的公爵负债累累，比一个普通的骗子实在好不了多少……"

　　当威灵顿和托利党于1830年11月失去权利后，阿巴斯诺特对她的日记失去了兴趣，她写道:"我现在写的很少了，我敢说，在我的书里，除了公爵，没有什么公共人物能使我感兴趣。"她关于托利党的分裂的说法完全是党派性的叙述，与记述那些托利党核心集团之外发生的事情一样精确，叙述面广，但不像亨利·霍布豪斯的记述那样彻底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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