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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祖起丰沛，承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这是唐朝诗人王硅赞美汉高祖刘邦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对刘邦的才华和功业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的确，刘邦能从一个出身寒微的乡村无赖汉，经过数年奋斗，最终鲤跃龙门当上天下之主，本身就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史诗。
《史记》记载，刘邦当了皇帝后，有一次与大臣们闲谈，他问大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让大家讨论一下他的成功秘诀。大臣们畅所欲言一番后，刘邦最后做了一番精辟总结，他认为他之所以能战胜秦朝和项羽，根源在于他的用人之道。张良、韩信、萧何等人才，都是一世之杰，却都能为他竭忠尽智，“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可以看出来，刘邦对他的用人之道颇为自诩。不可否认，刘邦在识别人才、招揽人才、驾驭人才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在楚汉争霸中，刘邦长期处于劣势，而天下英才却舍弃实力雄厚、占尽上风的项羽，而甘愿前来投奔他，就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天下无十全十美之事，刘邦的用人之道也同样未能例外。刘邦的用人之道有一个大缺陷，在开国之后，这个缺陷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昔日那些忠心耿耿的大将们，与刘邦的关系很快恶化，并且接二连三背叛了他，起兵造反之事屡有发生。
开国功臣接二连三起兵造反的现象，在其他朝代如唐、宋、元、明、清都极为罕见，但在刘邦时代却成了司空见惯之事。如果仅仅是个别现象还无可厚非，但如果集中成批出现，恐怕就值得深思一番，充分证明，刘邦的用人之道存在很大缺陷。
公元前201年，大将韩王信率先起兵造反，把边防重镇马邑献给匈奴，还联合匈奴骑兵攻打太原。刘邦亲自带领大军前往征讨，结果被匈奴人包围在白登山差点回不来。
公元前197年，代王陈豨起兵造反，刘邦再度御驾亲征。陈豨造反差点引发恶行连锁反应，一代战神韩信居然也与陈豨暗通消息，“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准备起兵响应陈豨，结果被吕后发觉，设计处死韩信。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造反。英布是汉初有名的战将，史书称他“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他的部下都是精悍的老兵，“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与项羽的部队战斗力相似，一度给刘邦造成很大麻烦。
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也起兵造反。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和刘邦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从小玩到大，一路跟随刘邦历经坎坷，同甘共苦数十年，最后也与刘邦兵戎相见。
刘邦的用人之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昔日同生共死的老弟兄，为什么纷纷弃他而去，甚至翻脸成仇?
纵观这些人的一生经历，就可看出端倪。刘邦在开国战争中，经常采用极为丰厚的物质利益来提升部下作战积极性，如《史记》所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
刘邦为了最大限度刺激部下的积极性，把“裂土封王”这种其他朝代轻易不会使用的手段当成家常便饭，动不动就把武将分封为一方藩王，可以占据成百上千里的土地，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武将们当然高兴了，但是这种做法却后患无穷。
到了和平年代，众多的藩王大将依旧手握重兵称霸一方，已经成为威胁到汉王朝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这样一来，刘邦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明里暗里限制、剥夺藩王大将们的实力和地盘，以巩固皇权。如此一来，双方矛盾油然而生，火拼最终不可避免。
刘邦的用人之道的缺陷之处在于，过于重视、强化物质利益刺激手段，而忽视了对部下忠君爱国之心的塑造和养成。结果刘邦君臣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蜕化成一种纯粹的利益交换，我给你出力卖命，你给我高官厚禄，除此无他。看似满朝文武济济一堂，实则严重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旦既得利益受损或难以为继，他们就会毫不犹豫选择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而言，刘邦作为高层管理者，他的失误就在于未能妥善处理好物质利益刺激与企业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搞成了一手硬一手软。部下心目中只想从企业中攫取利益，并未发自内心建立起对企业的尊崇敬畏之心，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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