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鲤鱼为何会成为信仰思维的象征?经历什么?

  在唐诗中,鲤鱼是信使、情人、朋友、爱情的象征,这是今天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作为一条自由自在的鲤鱼,悠游在唐朝的河流里无疑是最幸福的。

  彼时是鱼洵乐,出游从容,真是个鲤鱼子孙繁衍生息的黄金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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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鱼儿的游乐之享,并非因为大唐一统帝国的赫赫声威,使得河溪之中水草丰茂、饵料丰盈。

  或者是因为让天敌们生畏远遁、销影匿踪,带走了被窥伺猎食的危险。

  而是因为人们见之手足失措、蜷缩无前,不敢下以钩网将其捕获,更无胆量将之烹煎油泼,举箸挟之佐酒拌饭大快朵颐。

  据说,孔子后裔有不食鲤鱼之习,因为孔子之子出生时,鲁昭公以鲤鱼馈送称贺,孔子遂以“鲤”为名、以“伯鱼”取字,命名其子。

  孔姓后人睹物思人,追念宗祖,言谈中尚且避讳先人名字,又怎敢将鲤鱼剖腹刮鳞、食肉饮汤呢?

  在唐之先,鲤鱼已为人神化,受到了人们的尊崇。

  汉刘向《列仙传》有记,仙人琴高出入涿水,骑乘的正是一条赤色大鲤鱼。

  南朝陶弘景《本草注》记载:

  鲤为诸鱼之长,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江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也。

  民间传言,鲤鱼跃过龙门即可生出爪角化身为龙,东汉辛氏《三秦记》云:

  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每岁季春, 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州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池中物奋力一跃,即能腾云乘雾,潜藏飞腾,鲤鱼可谓神异至极。

  不过,在一个“龙肝凤髓”都为人们觑觎与垂涎的国度里,易生易长、肉质鲜美的鲤鱼,多数情况下还是难逃自然常数,成为釜中爨、盘中脍,留香于人们的齿颊之间。

  但在有唐一朝的历史岁月里,鲤鱼却是遍体生辉,拥有金盾护体,免除被人所烹、葬人腹脏之命运。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鯶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

  唐律规定,民人不得捕食鲤鱼,若偶尔网得,须速即放生,且不得直呼其名,当称之“赤鯶公”,鯶为草鱼雅名。

  因鲤鱼之“鲤”与国姓“李”同音,不仅不可作食制肴,名字都不可妄称,违律出售者,则要受杖六十,皮开肉绽为轻,重者小命呜呼。

  鲤鱼成为李氏王朝的象征,跃升为“国鱼”,有了法律护卫,自然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传言,隋末世运有衰、国祚将替,李淳风、袁天罡以《易经》推演天道世事变迁,绘制了预言书《推背图》。

  书中第二像,为十八条鲤鱼离渊、剑穿二鱼之图,谶言称:“十八子称尊”,附诗云:“江中鲤鱼三六子,重重源流泉源起”。

  据说此是对其后李渊叛隋建唐之事的预言。

  不过,总揽一幕幕历史旧事,看其同处,预言是假,所谓秉受天命之言的流播,实是为谋反制造舆论,蛊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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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因其音,及与渊、水之关系,与李氏王朝未建时已经结缘。

  因名称之音与国姓相同,动物受到皇命保护,鲤鱼非为孤例,唐前唐后皆有前踵后趾。

  其前,《晋书》记载,东晋恭帝年少时顽劣调皮,“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用箭射马以为戏玩。

  有人或见不得残忍便劝谏道:“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至甚。”

  晋姓司马,射马杀马之举被以为是不祥之兆,恭帝闻言即叫停了游戏。

  其后,《武宗实录》载,明武宗朱厚照,属相为猪,姓之音同猪,遂以猪之豢养、杀戮,不利于圣躬健康与社稷稳固起意,于正德十四年下令禁止民间蓄猪屠猪。

  但猪为百姓衣食之源,规定极难落实,经大臣劝谏,禁令被废。

  因音同国姓而受到特殊政策的保护,确实是动物们种族繁衍中意外而至的福祉与恩宠。

  当然保护举措实施的思想来源,非是自然保护主义者的动物福利观念,而是由来已久古老信仰的残存遗世。

  一是对于语言灵力的崇信,古人认为,相关诅咒话语的念叨,相应的破坏效力或真会发生。

  一是交感巫术遗存的反映,古人相信,经过特殊仪式,击毁、侮辱某种替代物,可致使被替代之物事的败亡。

  譬如刺杀鲤鱼,谐音“杀李”,类于咒骂,同于针刺布人害人巫术。唐朝大统的维护者以为,如此之为会招致阴霾邪气,不利于王朝的皇命国运。

  唐朝的护鲤之举实是古人原始信仰思维的产物。

  现在已无资料查考唐朝禁捕鲤鱼之律法的起讫之期了,不过据推测,其或为中晚唐之时,记载禁令的段成式生活在9世纪前半期,正应其时。

  初唐、盛唐之时,唐朝正属勃兴之期,大唐气象雍容自度,帝国上升时期的自信力使其不会有如此琐屑之为。

  成书于8世纪初孟诜所作的《食疗本草》可以为证,书中将鲤鱼以胆、肉、刺、鳞等部位分开,分别说明了其所具的医疗价值,并无不可捕食的记载。

  至于唐末时分,军镇割据,豪杰并起,刻玺称王,纲纪败坏,皇室无暇自保其身,回天无力,怎会顾及水族异类?

  并且唐末民不聊生,食无果腹,何能遵循禁令,让鱼儿在垂涎之下畅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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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中晚唐交替之际,帝国大厦将倾,势力已衰,外强中干而扭转乾坤无力,才会不问苍生问鬼神,胡乱猜度,而有如此营营之措。

  帝王时代里,王命所顾,更多时是“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

  对于神异鲤鱼的保护,终究不能挽救没落王朝不可阻遏的覆亡命运。

  鲤鱼的狂欢之舞曲终人散,被历史快速翻过的梦幻一页,也成了鲤鱼苗裔们永远追想的遥遥童话。

  尽管鲤鱼又被赋予了“易长又贵”诸般吉祥的寓意,可后世的人们还是在腹犹果然时,赏之饲之,在贪馋饥饿时,则烹之食之。

  世人明悉,如许众多的吉祥物,不过是人事情理的附会,护国佑民的祯祥福瑞,只是人们的美好意愿与期冀。

  而所谓待之不恭的降灾播殃,实是某种责任的推托。

  国安民富,重在清廉政治、修明人事、善待自然,只有在社会安定时,吉祥的符号才自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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