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代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等。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较缓慢，相对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
鸦片战争后，他们的基本思想就是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卓识远见表明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的始初就和爱国精神交融在一起。包括林则徐组织人力翻译慕瑞的《地理大全》部分章节而编成的《四洲志》(1841年)、林则徐将资料交付魏源编成的五十卷巨著《海国图志》(1842年),以及徐继舍的《该环志略》(1848年)、江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年)、杨炳的《海录》(1842年)、肖会裕的《英吉利记》(1842年)、梁廷扔的《合众国说》(1844年)等。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二十二部介绍夷情的著作。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尽管如此，纵观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它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艰难探索和吸收过程,但毕竟使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大加速,客观上加快了清王朝灭亡的脚步,为中国早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奠定了基础。但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学习心理使中国的每一步学习都事倍功半,成效大打折扣.学习中的'一边倒'现象和盲目照搬现象使中国的西学东渐走了许多弯路,学习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也是造成西学东渐成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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