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历史值得可圈可点的东西不多，“太康盛世”算一个。“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是《晋书》对“太康盛世”的记载。
晋朝史学家干宝在《晋纪·总论》里描述得更具体：“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牛马在野外随便放牧也不用担心被人牵走，人们居住的地方，大门常常开着。相遇了就像亲人一样和谐。如果你没吃了，随时有人会救济你，幸福指数满满。
这是晋武帝在位期间从280年到289年这十年的盛世景象。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丰衣足食的时代。尽管太康之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像是昙花一现那样短暂，但确实为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生产提供了难得的安泰。
不过，“盛”是与“衰”相对的，没有衰世作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的50年，中国刚结束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至于经济损失，更是严重。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大概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狼狈。《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同样，太康盛世的背景是西晋平定了偏安东南的吴国，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刚刚平息，一样是空前规模的人口损失，从魏晋前的5600万人，到晋统一中国时才1600万人，死亡人数高达4000万。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前提。有人说，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就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就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
这话有些道理，加上晋武帝统一中国后还是有些作为，由于消除了外患，可以专心地从事国内的经济革新。晋武帝首先废除了屯田制，颁布了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使农民可以依法占有一定的土地，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再加上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所以，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在政治上，朝廷采取了怀柔政策，并且使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在267年颁布实施的著名法律制度《泰始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是一部操作性很强的法律，同时它还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引礼入律”的典型代表。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在刚刚结束了长期战乱后的社会，亟需某些思想文化来发挥指导作用，“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尤其难得的是，晋武帝还在人才上施行任人唯贤，不计前嫌，对人才进行积极的保护，从而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使得太康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化名人与文艺佳作。
这些措施的施行无疑对于西晋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于是出现了民和俗静、家给人足、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太康年间，实际人口又增加到3500万人。
但是，在后人眼里，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持续。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似乎是衰世。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相比之下，太康盛世甚至时间更短，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于晋武帝实施的两大恶政：王藩分封与纵容腐败。
晋武帝轻松篡夺了曹魏的宝座，几乎没遇上什么反抗，他觉得这是因为曹氏分封不力，未曾发挥同姓王藩屏护皇室的作用。于是他登基伊始，便册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大大提高了宗王的地位，加强了宗王的权力，允许宗王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甚至可以进入权力中心，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如此一来也就大大地削弱了中央集权。
晋武帝没有想到王藩分封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藩卫皇室，也可以撕裂皇室;他更没有想到，薄薄的亲情纽带，根本系不住狂躁的权欲。兄弟反目，分外眼红。
果然晋武帝一死，尸骨未寒，宗王之间就互相厮杀开了。他身后的西晋二十六年中，这厮杀就占去十六年，史称“八王之乱”。这是善打如意算盘的晋武帝没算准的。多年战乱，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流行，人们又开始大批死亡或流离失所，可以说将太康之治的大好局面消磨殆尽。
唐朝柳宗元吸取了晋朝的教训作《封建论》,他对西晋分封制的评价是：“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柞。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西晋继承前朝，仍然实行封建制，分封贵族的爵位，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他认为西晋的分封制给国家政权带来了灭顶之灾，而唐改变魏晋封建制，国家基业得到稳固，是历史的进步。
晋武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唯耽酒色”。有时候想想太幸福太悠闲不见得是件好事。晋朝的陶侃在广州，闲时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
平心而论，早年的晋武帝也是个节俭成性、励精图治的皇帝，太医司马程据献上一件用野鸡头上的毛织成的毛衣，晋武帝认为这是件奢侈品，命令把这件衣服在殿前烧掉，并宣示全国，从今以后不许再贡献用特殊技法制作的奇装异服。不过到了晚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从平定东吴那一刻起，他从东吴后宫虏获了5000名宫女，生活开始走向奢侈腐化，国库钱不够用，后来甚至公开卖官，导致了政治制度的腐败。上行下效，各级官吏也不理政事，斗富成风，腐败态势蔓延全国，这样的风气迅速将西晋王朝推上了不归路。
后人记忆里的西晋掌故，要么是奢侈荒淫，要么是悲怆怪诞，此前此后，也很少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从上到下腐朽糜烂，西晋创造了一个奇迹。
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晋武帝前期是晋朝统始达到的最高峰，然而在极盛之后，消费天下过甚，很快导了衰败。“八王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晋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晋武帝羊车恣性，晋惠帝不食肉糜，晋怀帝青衣行酒，晋愍帝流亡受辱，这是西晋四朝皇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更兼有王恺石崇斗富、贾南风乱政擅权、永嘉之乱的旷古灾祸，直到只有51年国祚的西晋被匈奴人灭掉，中原生灵涂炭，衣冠南渡，国家进入血雨腥风的大乱世。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盛世的出现依靠的是人治，衰世的来临同样也是人治因素，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中国历史上的太康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权术的精明，组织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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