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列国频繁互质，发动长平之战的秦昭襄王、策动五国伐齐的燕昭王、乃至于一扫六合的秦始皇都曾做过人质。那么为何战国时期这些诸侯国的儿子们都要去别国做人质呢?他们的母国都如此羸弱，需要用公族质子换取两国盟好吗?
其实两方互质，在很早的时候中原就已经存在了，但大多存在东夷和荆蛮部族之间，影响并不大。进入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与新兴诸侯国郑国的关系日益恶化。为了平息郑庄公的猜忌，周平王同郑庄公交换人质以证明双方互信，史称“周郑交质”。
然而交换人质的行为并未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周桓王为了挽回天子颜面，策动伐郑，双方在繻葛开战，此战中郑国将领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周天子的权威于是荡然无存。不过，虽然对周郑邦交并未产生助益，但质子邦交却被延续下来。
不过，春秋时代的天下纷争并不激烈，诸侯争霸也大多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不是后来那般你死我活的局面。因此，纵观整个春秋时期，质子事例也只有寥寥数起，且大多发生于齐桓晋文之后，争霸格局逐渐频繁之后。
春秋战国之交，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越王灭吴，诸侯之间渐渐呈现出你死我活的情形，局势骤然紧张。以魏国为开端，列国纷纷变法图强，诸侯的对外战争也开始从争当中原霸主，转为兼并土地人口，乃至动辄灭国。
在春秋初年的三百多诸侯国，进入战国时期后骤减至十几国，列国之间的交伐战争愈加频繁，质子行为也越来越多了。
通常来说，列国派出去的做质子的都是地位不高、背景不雄厚的公子，如若发生意外也不会危及国内局势。但这并不代表质子在他国就一定会过得不好，反而可能会享有很高的待遇。这是因为质子通常是互求信任、罢兵议和、乞求援助、要挟土地等外交手段的辅助，因此天然的是作为某种信物存在的。互质之初，往往是两国关系趋于缓和的开端，但也有糟糕的情形出现。
战国时代，时局诡谲多变，前一刻还把酒言欢的两国君王，下一刻很有可能拔刀相向。因此交换到敌国的质子常常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局面，一旦双方真的打起来，质子是最有可能被祭旗的。正因如此，质子通常被安排居住在一国都城之内，以方便监督和看管。
当然，即便质子存在诸多风险，却还是有许多公子王孙们愿意担当。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除了军功爵外，很少有其他的晋升通道。公子王孙们虽然因为有身世优势，但如若未建寸功也是难以服众的。更何况每个诸侯国中，都有大量庶出公子，他们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通过战场杀敌或通过邦交为国效力。
秦国雄霸如虎，战将如云，并不缺少精兵强将，虽然也有公子出任将军统帅的情形，但基本都是嫡出，与庶出公子无关。而战国中后期，山东列国的沙场将军，属于高危职业，尤其是同秦军对阵之时。因此作为质子建立功名，成为一条出人头地的捷径。
秦武王举鼎而亡之后，武王之母惠文后和武王后皆拥立公子赢壮为王，但因赢壮身居高位却功劳浅薄，并未掀起太大波澜。朝臣之中以魏冉为首的一派更青睐芈八子的儿子嬴稷为王。当时芈八子(宣太后)和嬴稷在燕国为质，后经赵国辗转，得到赵武灵王支持回归秦国。
当然，赵国的这次政治投资并未换来多少收益，嬴稷回国称王，是为秦昭襄王。正是在秦昭襄王(在位时间56年之久)时期，渑池之会、长平大战等战国后期的著名历史事件先后爆发。赵国在秦昭襄王时期，国力大损，长平之战后虽然赢得邯郸守卫战的胜利，但早已元气大伤。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时，举兵攻赵，并连克三城。赵国主政的赵威后因此向齐国求援，却被齐国要求以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前往齐国作为质子。赵威后溺爱幼子，执意不肯，被触龙劝谏，因此有《战国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太后》。在触龙的言语中，有一句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出任质子，能够给予长安君在朝野极大的名望。
由此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质子邦交已经变成了两国协议的信物和质子本身积累名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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