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在位期间,有哪几位大臣在背后支持着他?

  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您走进宋神宗赵顼[的故事。

  宋神宗赵顼[xū]出生在了一个他必须力挽狂澜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据说一群老鼠出来喷出了五色气,汇集成云了。作为宋英宗的长子,他其实老早就想着干一番大业。他曾梦到神仙把他捧着登天了。

  和他文治昌盛的朝代契合,这位未来的皇帝勤奋好学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了正统的儒家经典,他对法家思想也非常熟悉,曾经手抄了《韩非子》全书。但当1067年宋神宗登上皇位后,父亲宋英宗留下的烂摊子还是把他震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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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到了宋神宗一朝,经济问题空前严重。三冗——冗官、冗兵和冗费杂——继续困扰着朝廷。政府开支浩大,财政赤字严重。而百姓被苛捐杂税掠夺得一贫如洗。疆域之外,还有西夏和辽国的军队虎视眈眈

  面对沉疴,非猛药不可。宋神宗想到了改革。

  宋神宗询问周围大臣,但回答并不让他满意。比如他问老臣富弼,得到的不过是照本宣科的回答,“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这时,宋神宗注意到一个比他大27岁的男人。他叫王安石(1021-1086)。

  因为其改革争议颇大,王安石在两宋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听到的好声望。

  出生于官宦家庭的王安石,好读书、记性好这些品格出现在他身上并不让人稀奇。但有一个重要素质让他日后脱颖而出,这就是“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文章称雄天下的苏轼(1037-1101),一次看到了王安石在墙上的题诗,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他也惊叹道,“此老野狐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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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宋英宗一朝,王安石就声名远播。宋神宗此前读过他写的《万言书》。该上书分析了朝政窘困的原因,“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宋神宗听完大臣韩维的推荐后,马上想到了重用王安石。王安石感到时机到了,也同意了担任要职。没有宋神宗,王安石不可能上升得这么快。比如韩琦就唱衰他,“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可宋神宗坚持自己用人的原则。到1069年2月,48岁的王安石的官职就到了参知政事,就是俗称的副宰相。

  任命后,宋神宗就找王安石谈话。宋神宗说,人们提到你,说你只知道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解释说,经术就是用来经营世务的,是后世那些自称儒家的庸人才认为经术不可以拿来经营世务。宋神宗又进一步问,那你现在先要干什么呢?王安石对了六个字,“变风俗,立法度”。

  于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变法的直接动机,就是应对“国用不足”。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国库的银子都不够花了。变法中最著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的核心就是国家放高利贷给农民,等农民有收成了再还上。但这个高利贷年利息不是一般的高,而是达到30%。农民丰收了当然好,如果碰到荒年就麻烦了。

  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是在军事上推行《保甲法》,就是把广大农村都划分成以“保”为基本单位的网络。大家平时训练,成为预备役。遇到有人犯罪就搞连坐,大家一起玩完。

  王安石变法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么大的名声,就在于它的剧烈。王安石对改革非常坚定,提出了“三不怕”——“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遇到反对变法的声音,王安石就罢黜。一路下来,被他罢黜的官员列了长长的名单。

  当王安石改革改到教育制度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是苏轼。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取消了诗赋、贴经、墨义等,专门考策论和大义这几项。为此,苏轼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认为教育仍应该因循旧制。

  苏轼的上书引起了宋神宗的重视。他就召见苏轼,问他的政见。宋代的言论风气总体自由。即使是皇帝,苏轼也不留情面。他指出宋神宗的几大缺点,“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还提出对策“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神宗虚心听了苏轼的意见。可是王安石坐不住了。他在政界有刚愎自用的评价。特别是遇到有人对变法说三道四,王安石坚决不容。

  有一次,有官员不同意新政。王安石想怪罪他,但宋神宗不同意。可是王安石固执己见说,“不然,法不行。”王安石的新法够狠,他打击反对派也毫不留情。苏轼对皇帝说了那番话,就惹恼了王安石。他被任命为不太重要的开封府推官,掌管首都的犯罪审判,远离了朝政层面的讨论。

  2

  苏轼是宋神宗一朝的超级明星,也是一个习惯于犯颜直谏的官员。

  有年元宵节,宋神宗令开封府买浙灯(从江南来的灯)装饰市容,而且让以低价买来。苏轼就给皇帝上书说,我知道陛下你不是为了自己赏灯,而是为了尽孝道,让二宫赏灯。但是百姓并不知道你这个意图,都认为你为了这些玩意,夺走了他们用来吃饭的钱财。宋神宗颇为尊敬苏轼。他看了苏轼的奏折,就取消了这个命令。

  成为忠义之士是苏轼从小立下的抱负。小时候,有次母亲教他读了《汉书·范滂传》,苏轼就想成为范滂那样的名士。然而,名士虽有风格,也有风险。苏轼因为自己的耿直不羁,树立了敌人。

  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写过一首《桧诗》: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没想到这首诗惹出了大麻烦。这首《桧诗》本来是写给一个浙江秀才的。但李定、何正臣、王珪等人借题发挥,炮制了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这首诗,加上苏轼的其他作品,被罗织了耸人的罪名,说苏轼诽谤朝廷。王珪抓住《桧诗》中的“蛰龙”二字,给宋神宗报告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蛰龙。其不臣如此!”宋神宗却没有轻信,而是谈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也可以言龙也。”

  宋神宗不想给苏轼加重罪。苏轼只是被抓到京城大牢受审。这个案子受到了皇太后的干预。皇太后很早就听说苏轼大名,坚持要将苏轼释放。

  苏轼本来认为自己必死无疑。他和长子约好,如果有自己要被处死的风声,就在送来的饭菜中放上鱼。没想到,一次长子托一个亲戚去监狱给苏轼送饭。这位亲戚为了给苏轼改善伙食,就给他的饭菜加了鱼。苏轼以为自己要被处死,就写诗留别。

  最后,命运垂青了一代词人。他被朝廷释放,只是被贬谪到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在黄州,苏轼在山间一处东坡上建造了房屋,自号“东坡居士”。这个贬谪期间的雅号却成了他最有名的笔名。在人杰地灵的黄州,苏轼写下了他所有诗词中最优美的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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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的些许摧残是成为伟大词人的必要条件。久经风霜的苏轼可归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的“客观性诗人”。王国维提到,“客观性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苏词的飘逸浩渺,得益于北宋官场的贬谪文化,也得益于宋神宗伟大的宽恕。

  黄州让苏轼充分濡染地气。在一首《满庭芳》中,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贬谪和酒一起逼出了一个酒神的苏轼,哀而不伤。一次,他饮酒醉了,三更才回。家童熟睡,鼾声如雷。他敲门却无人答应。这时,苏轼倚着手杖,静听长江的水声,一丝哀鸣涌上心头: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然而,苏轼的行政生涯并未到“孤舟蓑笠翁”的地步。在黄州数年后,宋神宗有意重新用苏轼回京,监修国史,却被朝臣阻止。他就手书一道,把苏轼调到汝州,算是让他脱离了贬谪身份。手书提到苏轼“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但苏轼最终无缘再见到皇帝。因为不久之后,宋神宗就去世了。像欧洲的美地奇家族保护了达芬奇拉斐尔一样,宋神宗也保护了苏轼和司马光,这两位十一世纪时,中国文学和史学的两位缪斯。

  3

  司马光是宋神宗一朝的另一位重臣。

  司马光以小时候砸缸救人而广为人知。他在文化上的重大成就则是修撰《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被史学家陈寅恪誉为“政治史的空前杰作”。

  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从小天赋异禀。比如他七岁听完老师讲解《左氏春秋》,就能复述出大意。

  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有私交。但王安石当政后,司马光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朝政应该因循旧制,祖宗的法度不能随意更改。两人最终成了政治上的死对头。

  宋神宗本来要重用司马光,但被王安石一语否决,说他“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后来宋神宗要提拔司马光担任枢密院副使,他力辞了六七次。根本原因是他对新政的众多措施非常不满,担心它们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司马光明察世事,激流勇退,躲在了洛阳开始了《资治通鉴》的撰写。以该书参与人员而言,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文化工程。除了司马光,参与该书的仅有范祖禹、刘恕、刘攽几人。

  司马光号迂叟。这个诙谐的称号也可以概括他性格耿介甚至偏执的一面。他毕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鉴》的草稿竟然没有一字潦草。时至今日,中国国家图书馆仍然珍藏一页司马光的手稿,有大约460字。读者可以从这页手稿一窥司马光的认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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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神宗对这部巨制高度重视。书还没有完成时,宋神宗就督促司马光尽快完成。宋神宗还给司马光资料援助。他一次就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了司马光。

  等书终于大功告成时,十九年过去了。司马光写得须发斑白,牙齿都掉光了。《资治通鉴》近乎苦行僧般的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这部著作为司马光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在写作过程中,司马光并非宰相,可当时全天下的人都把他当真宰相看待。普通百姓更是直接称呼他“司马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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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因《资治通鉴》名垂千古,背后的支持者正是宋神宗

  当司马光把《资治通鉴》呈现给宋神宗时,皇帝说了一句话,但分量足够,“贤于荀悦《汉纪》远矣。”

  1085年,文化巨子们最终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庇护人,这一年,年仅38虚岁的宋神宗去世。尽管他短暂的一生执着于改革,虽然维新不易,但宋神宗仍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声望。

  值得玩味的是,宋神宗在死后继续护佑着《资治通鉴》的传承。在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在宋哲宗一朝还当过一年宰相。在任内,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废除王安石的新法。等司马光去世后,拥护新政的官员执政,就开始反攻。他们想要毁掉《资治通鉴》的雕版,让这部巨作彻底消亡在历史的尘埃中。可是宋神宗为《资治通鉴》写的序言开始发挥作用了。这个序言让一切试图毁灭《资治通鉴》的阴谋都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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