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万春（1794—1849），字仲华，自号“忽来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是清代小说家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以续写《水浒传》的《荡寇志》闻名，其作品以“尊王灭寇”为核心思想，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早年经历：从军旅到医途的转折
俞万春出身地方官吏家庭，虽为诸生（秀才），却终生未正式入仕。嘉庆中叶，他随父参与镇压广东珠崖黎族起义；道光初年，又随父平定桂阳瑶民梁得宽起义；道光十一年至十二年间，更参与围剿湘、粤、桂三省瑶民赵金龙起义。这些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农民起义对统治秩序的冲击，也为其日后创作《荡寇志》埋下伏笔。
镇压起义后，俞万春以功获叙官，却选择不就，转而于杭州行医。他晚年信奉道释，常以酒一壶、铁笛一枝游西湖，自号“黄牛道人”。这种从军旅到隐逸的转变，既体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疏离，也暗含对镇压行动的矛盾心理。
创作《荡寇志》：一场持续22年的思想实验
俞万春的《荡寇志》创作始于道光六年（1826），历时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方告完成。这部作品直接续写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第七十回后情节，以陈希真、陈丽卿父女为主角，讲述他们受高俅父子迫害后，非但未“落草为寇”，反而以剿灭梁山起义军为“洗刷罪孽”的方式，最终辅佐朝廷平定叛乱的故事。
思想内核：尊王灭寇的极端化表达
俞万春创作《荡寇志》的动机，源于对《水浒传》“歌颂盗匪”的强烈不满。他认为《水浒传》将“强盗”写得可亲可敬，而将朝廷、官府写得可憎可鄙，导致道义不在君临天下的统治者，而在奋起犯上的作乱者。为“杜邪说于既作”，他通过虚构天神降世、奇门法器、雷将群体等神话元素，赋予官军超自然力量，同时极力丑化梁山好汉，将其描绘为“杀人放火”的“贼魁”。例如，书中描写梁山好汉在九阳巨钟、五雷大法等超自然力量面前不堪一击，而云天彪、张叔夜等官军将领则智勇双全，形成鲜明对比。
文学价值：传统叙事的精湛演绎
尽管《荡寇志》思想倾向饱受争议，但其文学技巧不容忽视。鲁迅曾评价其“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肯定其在续书中的表现力。作品中，俞万春延续章回体结构，通过多线谋略交锋、战阵布局描写，构建起官匪对抗的复杂框架。例如，陈氏父女建山寨、刘慧娘研发战争器械等情节，既体现传统小说战争描写特色，又融入近代科技元素，使作品在艺术上具有可观性。
争议与影响：一部“反面教材”的双重命运
《荡寇志》成书后，迅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咸丰三年（1853）初刻本刊行后，深得反动势力欢迎，被视为“镇压人民起义的教科书”。然而，其极端化的思想立场也引发后世强烈批判。20世纪小说家张恨水直指俞万春“为金圣叹所欺，变本加厉”，认为《荡寇志》“文意毫无可取，且令人读之，每增不快”。在现代视角下，这部作品更被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反面教材”，其历史价值远大于文学价值。
多元身份：被遗忘的跨界学者
除小说创作外，俞万春在经世、军事、近代科技、中医、道教等领域均有深湛造诣。他著有《火器考》《戚南塘纪效新书释》等军事著作，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早期思想；其《医学辨证》体现中医理论功底；晚年信奉道释，留下《净土事相》等宗教著作。这些跨界实践，折射出清代精英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多元知识拯救乱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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