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在给老天皇披麻戴孝之际，这位“带头大哥”若槻礼次郎哪里会想到，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日本政坛压根儿也不平安，他所领导的宪政会，竟会栽倒在“钱”字上，成为“宪政”的牺牲品。
1926年12月24日，西方人的平安夜，第52次日本帝国议会召开。第二天，上帝之子耶稣的生日，大正天皇驾鹤西去。
大家还在给老天皇披麻戴孝之际，执政的议会第一党宪政会党首、首相若槻礼次郎却出面召集了一场“三党首会议”——两大在野党党首，政友会的田中义一、政友本党的床次竹二郎，如约而至。
这位“带头大哥”哪里会想到，即将到来的新一年里，日本政坛压根儿也不平安，他所领导的宪政会，竟会栽倒在“钱”字上，成为“宪政”的牺牲品。
“骗子”首相
那个时候，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不太好。1918年11月一战结束，日本靠大量出口军需军火发战争财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拼命扩张的企业，都累积了大量坏账。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又把日本整个折腾一遍。政府为挽救危局，一边印钱发补贴，一边指令各种到期贷款可以延迟支付。
大发补贴自然导致通货膨胀，日元汇率下跌，对当时正在寻求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日本非常不利。宪政会执政之后，一直在回笼货币，试图扭转局面。
问题又来了，货币一回笼，必然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生意就不好做了。生意不好做，各企业坏账还没还清，日子更难过了。
日子难过，当家的内阁就要受攻击。在野党之一政友会为了抢班夺权，哦不，“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大肆在媒体上攻击宪政会，还发起弹劾，搞得内阁日子也很不好过。
不好过怎么办？“三党首会议”正要谈这个事。
会议召集人若槻礼次郎开门见山：老天皇刚死，新天皇刚上来，大家别闹事，要团结协作，我们宪政会只想通过缩减政府预算案，大家帮帮忙。
求人尤其是求政敌帮忙办事，不能不先给点儿好处。首相大人又说：只要预算案通过，本届内阁会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田中义一、床次竹二郎闻言，顿时眼前一亮。
所谓“更深层次的考虑”，按日本惯用的政治黑话来理解，就是“我要辞职”。按照当年所谓的“宪政常道”，只要若槻内阁辞职，肯定是由议会第二党，也就是政友会接任，党首田中义一名正言顺当首相了。
田中义一觉得这个提案不错，反正真掌了权，一个法案通不通过都是小事。他连忙答应，三人在一份协议上签字画押。
于是田中义一主动撤回已提交的弹劾，同意了宪政会上述方案。1927年3月4日，内阁一份“转拨款为国债”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进入贵族院(相当于西方的上议院或参议院)审核。
田中义一自以为得计，在家悠闲地等着若槻礼次郎辞职。但怎知左等不到、右等不来，却等来一条极为诡异的消息：宪政会一部分人正在与另一在野党政友本党寻求联合。
麻烦来了。政友本党虽然是议会第三党，可要是宪政会一大堆议员加入，它就很可能压过政友会成为第二党。即便若槻礼次郎辞职不干，政权依然落不到田中义一手里！
田中义一急了，决定报复。
但日本帝国议会有“一事不再议”的原则，即短期内同一件事情不能讨论两次，不能重新弹劾，田中义一这一腔火气怎么办？想了半天，他干脆把上年底“三党首会议”达成的秘密协议向媒体全盘曝光，给狡猾的对手取了个外号：“骗子礼次郎”。
更要命的是，田中义一顺带将政府赈灾票据的发放内幕，也对媒体爆了料，搞得老百姓对宪政会怨声载道。
没过几天，又出了一件大事。
3月14日，东京渡边银行的专务(相当于公司董事)渡边六郎找到了大藏次官(财政部副部长)田昌，说银行现金周转很困难，今天中午兑换不出钱了，要是政府再不给资助点，估计立马就得停业。
东京渡边银行前身为日本第二十七国立银行，以向经营家族关联企业提供大额贷款为特色，一战之后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使该银行大量贷款无法回收，关东大地震后经营情况更是持续恶化。
田昌急忙安抚说：兄弟，再挺一挺，我去找大藏大臣(财政部部长)商量商量，一定给你解决。
说来也巧，这天正好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审理日，大藏大臣片冈直温没在办公室，而是去了众议院。田昌倒也实在，直接跑去会场，怎奈片冈直温在里面汇报，出不来，田昌便现场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渡边银行面临停业的困境，然后就撤了。
这份材料递到会场里，恰好众议院在野党代表询问大藏大臣：现在有哪些银行撑不下去了？片冈直温匆匆翻了两眼材料，然后说了一句：
“今天中午渡边银行最终还是破产了，真是倍感遗憾。”
其实，田昌回到大藏省后得知，渡边六郎没光指望他一个人救急，同时还找了其他银行紧急拆借一笔资金，至少今天是不用关门了。很可惜，这条消息只传到大藏省，却没传到众议院。
更可惜，片冈直温随口说的这句话也没传回大藏省，而是直接惊动了媒体。
这下炸锅了。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曝出头条，说东京渡边银行破产，老百姓闻讯四面八方赶去挤兑，于是渡边银行真的被迫停业了。渡边银行好歹是国立银行，个头不算小，它一倒闭，连累6家中等规模的地区性银行也跟着一起倒闭，所谓“3月恐慌”(又称昭和金融恐慌)突然爆发。
不久事情真相大白，片冈直温被媒体骂得抬不起头来，连累宪政会内阁也灰头土脸。尽管3月23日他们提交的缩减政府预算案通过贵族院审议，但三天后，帝国议会不得不宣布闭会，以免各派内部矛盾继续升级。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金融业也出了大篓子。
钓鱼执法
1899年，日本殖民者建立台湾银行，该银行发行独立货币，与日元可以兑换却不能通用，目的是避免殖民地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会殃及日本本土。
表面上，台湾银行得到日本政府支持，树大不倒，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那一轮经济萧条中，也是举步维艰。到1927年，该银行赈灾贷款仍然有1亿日元没有收回，占了当时全部赈灾贷款“烂账”的一半。经过调查，其中近八成烂账，即七八千万日元，都是一家名叫铃木商店的企业所欠。
铃木商店做樟脑起家，很早就进入了台湾市场，自然与台湾银行关系不错。借助一战时期的巨大经济景气，铃木业务飞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和金融恐慌中，铃木商店未能幸免，业绩节节败退，终于连累到了“金主”台湾银行。
1927年3月26日，即日本帝国议会闭会当天，台湾银行与铃木商店正式断绝关系，表示不再继续给后者贷款。4月1日，铃木商店债权人集体堵门催账，五天后，商店被迫宣告歇业。远在东京的宪政会内阁怕引起更大连锁反应，立刻申请发布紧急敕令，催促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向台湾银行提供援助金。
但这项命令，却在日本枢密院扣下了。所谓枢密院，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平时没什么存在感，可他们手握一项重要权力：出台法律及解释法律。
恰好此时中国南方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节节胜利，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眼看着会结束，日本国内一些力主对华强硬的军政界人士甚为担心，他们纷纷要求增加在华驻军，扩大军费开支。枢密院里也有强硬分子的代表，比如后来二战中的甲级战犯平沼骐一郎，就是“佼佼者”之一。
4月17日，由于迟迟得不到日本银行的紧急援助贷款，台湾银行被迫停业。殖民地的地区性“中央银行”停业，此事非同小可，连日本国内的金融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4月20日，若槻礼次郎不得不为此引咎辞职。按照“宪政常道”的规则，内阁政权移交给了政友会，田中义一总算接任了首相。
陆军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放弃元帅头衔转战政界，正是为了这一天。
从军方色彩很浓的政友会内阁上台后的“政治分赃”可以明显看出，枢密院跟若槻礼次郎内阁过不去，是事先与政友会串通好的。新内阁四大要职之中，外务大臣由田中义一本人兼任，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分别由枢密院强硬分子平沼骐一郎的两个弟子铃木喜三郎与原嘉道出任，只有大藏大臣一职，仍是经验丰富的政友会元老高桥是清担任。
田中内阁与枢密院、贵族院、军部均过从甚密，“大正民主运动”发起人之一、民本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毫不客气地讥之为“最差的内阁”。日后日本军部架空内阁，推举亲军部政客为首相，或者干脆以军人为首相，以政党为附庸，操纵议会，充实军力，走向战争，一步步走的就是这条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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