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时为他取名“光”，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六岁时，司马池亲自教导他读书识字；七岁时，他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清晰阐释其中要义，更因“砸缸救友”的机智之举震动京洛，成为家喻户晓的少年才俊。
天圣九年（1031年），司马光随父亲辗转各地任职，从东京出发，经洛阳、潼关、宝鸡，翻越秦岭至四川广元。途中，他遭遇巨蟒袭击，沉着冷静地用利剑刺中蟒尾，使其滚落栈道，展现出过人的胆识。这段经历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在耳濡目染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尚书张存赏识其才华，主动将女儿许配给他，为他的仕途奠定了人脉基础。
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以进士甲科及第，初任华州判官，后因父亲调任杭州，改任苏州判官。然而，母亲病逝使他不得不辞官守丧三年。在此期间，他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反对宋仁宗为加强军事防御而增设弓手的政策，展现出早期政治敏锐度。庆历元年（1041年），父亲司马池病逝于晋州，他与兄长司马旦护送灵柩归葬夏县，双亲离世虽令他悲痛万分，却也激发了他发奋读书、以文载道的决心。
政治生涯的起伏与坚守
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丧期满，历任武成军判官、宣德郎、将作监主簿等职，在丰城县任职期间政绩卓著，赢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美誉。他勤于治学，撰写《机权论》《才德论》等数十篇论文，为日后从政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皇祐三年（1051年），经宰相庞籍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开始系统研究历史，并撰写《古文孝经指解》，展现其学术造诣。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调任郓州通判，后转任并州通判。在河东路任职期间，他深入民间考察边事，提出“绝市修堡”策略，主张通过禁绝与西夏互市、修建堡垒来巩固边防。然而，将军郭恩因酒后出击西夏导致惨败，庞籍为保护司马光主动承担责任，被贬谪青州。司马光三次上书为庞籍辩解，称其“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展现出重情重义、敢于担当的品格。庞籍去世后，他悉心照料其家人，以忘年之交的情谊诠释了儒家的忠义之道。
嘉祐元年（1056年），司马光连上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奏疏，建议仁宗立储君以稳定朝局。尽管未获回应，但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体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治平三年（1066年），他撰成《通志》八卷呈献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赐名《资治通鉴》。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潜心编撰《资治通鉴》。他“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历时19年完成这部300余万字的编年体通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学遗产。
史学巨著的编纂与影响
《资治通鉴》的编纂是司马光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16朝1362年历史，引用前人著作322种，采正史之外，兼收杂史、私人撰述等，史料极为丰富。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赐名《资治通鉴》。司马光不仅担任主编，还亲自参与发凡起例、删削定稿，确保全书体例严谨、内容精审。
《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中国史学“双璧”，对后世史官创作、历史编撰、文献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争相批注点评，如胡三省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该书保存了大量现已失传的史料，其“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编纂宗旨，更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文学成就与人格魅力
司马光的文学成就同样斐然。他主张“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反对辞藻堆砌，作品以实用、质朴见长。其散文如《谏院题名记》《训俭示康》等，结构严谨、笔锋犀利，既体现政治家的务实精神，又蕴含哲学家的深邃思考。诗歌创作则以《居洛初夏作》《过故洛阳城》为代表，语言清新自然，意境深远，展现出他淡泊名利、心系苍生的情怀。
司马光的人格魅力更令人敬仰。他一生清廉俭朴，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甚至典当薄田为妻子置办丧事。他教导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并以春秋季文子、宋代张知白的节俭之道为榜样，强调“俭则寡欲”“有德者皆由俭来”。这种“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品格，使他在北宋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中独树一帜。
历史评价与后世影响
司马光的政治生涯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饱受争议，但他的史学贡献和人格魅力却得到后世广泛认可。同代人如欧阳修称赞他“德行淳正，学术通明，谠言嘉谋，著于两朝”；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誉其“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南宋朱熹称他“智仁勇”，王夫之则批评其“惜名而废实”，但均承认其学问人品的高尚。近代梁启超高度推崇《资治通鉴》，称其为“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的一生，是政治家与史学家、文学家多重身份交织的一生。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治学精神编纂《资治通鉴》，以“恭俭正直”的品格践行儒学教化，以“为国为民”的担当参与政治变革。他的故事，不仅是一部个人奋斗史，更是一部北宋中期的社会变迁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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