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可怕”的王族:钱氏凭什么千年不衰?
2019-06-02 17:29:52 阴妃 长孙无忌 李泰 德妃 杨妃

  中国“最可怕”的王族:钱氏凭什么千年不衰?今天趣历史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起源于宋朝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这个座次俨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

  我们都知道,宋朝是赵家天下,赵氏在百家姓排第一很好理解,但是钱氏为什么能够排第二呢?

  这得从钱氏始祖钱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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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镠,被奉为钱氏始祖。

  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他拥兵两浙,却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

  公元902年,唐朝中央册封钱镠为越王。

  5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

  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

  钱镠拒绝出兵,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分裂,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

  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迄今。

  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

  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

  江南繁盛千年,是由钱镠祖孙三代打下的基础。

  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

  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翻越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后,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这是什么道理呢?

  杭州,钱王祠牌坊。

  历史学家熊月之有一个观点,他说: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积累的资源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都存在中断现象。

  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

  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

  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

  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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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这块宝地,与钱氏家族相互成全。

  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出现了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

  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

  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为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崛起成为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

  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

  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这个绵延千年的家族,进入前所未有的人才收获期。

  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

  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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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

  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走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

  钱钟书,文史通才,被誉为“活百科全书”。

  民间流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

  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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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钱王祠。

  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早就写好了。

  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

  “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

  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

  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

  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钱氏家训仅600多字,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

  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

  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当他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

  钱学森(左),美国人说他抵得上五个师。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出人才的领域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使得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10岁起,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起,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

  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

  钱家子弟,勤读成风。

  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钟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钟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

  在《干校六记》里,杨绛还提到过一个细节,他们老两口走到一个窝棚边上的时候,杨绛问钱钟书,就给咱俩这么一个窝棚住行不行?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得早,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十分坚定地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曾国藩在谈及对家族未来的希望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

  钱氏家族的成功,正是源于此——代代有读书种子!

  钱伟长晚年回忆录《八十自述》。

  其实,钱氏家族中的贫困子弟,也从不用担心想读书而无书可读。因为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相互帮助的风气。

  这也与钱氏家训的训诫有关,家训中明确要求:

  “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

  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族人均设立了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无锡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侄子钱伟长都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

  等到钱伟长升入初中,钱穆已担任中小学老师,他秉承祖训,接过抚养、教育钱伟长的重任,包揽了钱伟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读书费用,以及人生教导责任。

  对此,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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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钱王塑像。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家族的厉害,还要看到厉害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传统家风和制度设计的支撑。

  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作为曾经雄霸一方的王族,钱氏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谁曾想到,正是这些“天下最笨”的传统,把一个仅占中国千分之二人口的家族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多少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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