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一位出身湖南安化的官员以经世致用的理念革新吏治、振兴经济，成为晚清人才辈出的关键枢纽。他就是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以“晚清第一人才”之名载入史册。作为经世派的核心人物，他不仅以改革实践推动社会转型，更以识人之明培育出林则徐、左宗棠等一代名臣，其政治遗产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一、寒门贵子：从安化山野到庙堂中枢
陶澍出生于湖南安化县小淹镇的耕读世家，父亲陶必铨虽屡试不第，却以教书为业，将“泽苍生”的期许融入儿子姓名。七岁随父入读岳麓书院，陶澍在“经世致用”的学风中立下“平生衣被志万家”的志向。1802年，24岁的他高中进士，成为安化首位翰林，开启37年宦海生涯。
从翰林院编修到监察御史，陶澍以直言敢谏著称。1816年，他弹劾山西巡抚琦善不法，震动朝野；任川东兵备道时，三个月清空积压诉讼，被四川总督蒋攸铦誉为“四川第一能吏”。这种务实作风为他赢得道光帝信任，1830年升任两江总督，掌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要务，成为清代首位官至总督的湖南人。
二、改革利刃：破解漕运盐政困局
陶澍的仕途巅峰与改革实践紧密相连。面对清代两大经济命脉——漕运与盐政的积弊，他以系统化改革重塑体系：
1. 漕粮海运：突破千年河运桎梏
传统漕运依赖运河，但道光初年洪泽湖决口导致运河干涸，漕粮运输濒临崩溃。陶澍力排众议，首创“河海并运”模式：先以河运至上海，再改海运直达天津。1826年，他亲赴上海调度沙船，首运163万石漕粮，损耗不足千分之一，耗时仅两月，较河运效率提升三倍。此举不仅解决京师粮荒，更打破官办漕运的垄断利益链，为清代漕运制度画上句号。
2. 票盐改革：终结两淮盐务腐败
两淮盐政长期被官商勾结的“纲商”垄断，导致盐价高昂、私盐泛滥。陶澍推行“票盐法”，允许中小商人凭票自由贩运，简化纳税流程。改革首年，淮盐销量从1.5亿斤激增至3亿斤，私盐案件下降70%，国库盐税收入增加30%。这场改革被《清史稿》评价为“数十年之弊，一朝廓清”，其设计理念与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契合。
三、水利兴邦：构建江南水网体系
江南水患频发，陶澍将水利视为“覆育苍生”的要务。任江苏巡抚期间，他主持疏浚吴淞江、浏河、白茆河等主干河道，修建闸坝120余座，形成“北引长江、南排太湖”的水利网络。1833年大水，苏州、松江等地因水利完善未受灾，百姓感念其德，称“陶公活我”。他更与林则徐合作治理黄河，制定“蓄清刷黄”方案，为后世治黄提供重要参考。
四、人才摇篮：缔造晚清名臣群体
陶澍的伟大不仅在于个人政绩，更在于他以伯乐之姿培育人才。其幕府聚集魏源、贺长龄等改革派，形成经世致用思想中心。1836年，他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偶遇落第书生左宗棠所题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当即引为知己，结为忘年交。临终前，陶澍将独子陶桄托付左宗棠培养，并定下儿女亲家，为湘军崛起埋下伏笔。
这种识人之明延续至政治实践。他力荐林则徐接任两江总督，支持其禁烟运动；提拔胡林翼为知府，为其日后统领湘军奠定基础。张佩纶曾评价：“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形成推动近代化的精英网络。
五、精神遗产：经世致用的时代回响
陶澍的改革实践蕴含超越时代的智慧。他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强调政策设计需兼顾政府、商民利益，这种务实理念与现代公共管理不谋而合。其廉政风范同样令人敬仰：任两江总督时，他将每年5000两养廉银上缴国库，回乡祭祖时用18船石头充门面，以“位极人臣而清廉如寒士”的品格赢得道光帝“干国良臣”的赞誉。
1839年，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道光帝赐谥“文毅”，入祀贤良祠。他留下的不仅是漕运、盐政、水利的制度遗产，更是一种“经世以济天下”的精神范式。这种范式在湖湘文化中代代相传，最终孕育出曾国藩、左宗棠等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人物。正如学者所言：“陶澍如一场及时雨，滋润了近代中国的转型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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