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瑢（约1824年—1856年），广西藤县人，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将领，官至天官正丞相、爵封佐天侯。他的一生与太平天国的兴衰紧密相连，既是金田起义的参与者，也是天京事变的直接推动者，最终因权力野心与阴谋算计走向覆灭，成为太平天国政权内部矛盾激化的典型缩影。
一、从市井车夫到起义将领：乱世中的崛起之路
陈承瑢出身底层，早年以御车为业，性格粗犷却精于权谋。他因赌博欠债与同乡结仇，除夕夜遭讨债时当街行凶，犯下灭门血案后逃亡至金田，投奔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这一极端行为既暴露其睚眦必报的性格缺陷，也折射出清末社会动荡下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
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后，陈承瑢凭借机敏与果敢迅速崭露头角。他初授羽林侍卫，随军征战期间屡获擢升：1852年升至殿左三指挥，1853年克武昌、南京后任天官正丞相，1854年封兴国侯后改佐天侯。作为朝内官首领，他执掌谕旨奏章传宣事务，成为连接洪秀全与杨秀清的枢纽人物。其升迁速度之快，既源于太平天国初期人才匮乏的现实需求，也与其善于揣摩上意、平衡各方关系的权术密不可分。
二、天京事变：权力博弈中的致命赌局
陈承瑢的命运转折点始于1854年的“牧马人事件”。东王杨秀清因秦日纲部下未向其叔行礼，将秦日纲、陈承瑢与翼王石达开岳父黄玉昆一并杖责二百。此举彻底激化矛盾：杨秀清的专横跋扈与陈承瑢的自尊心受挫形成剧烈冲突，为其日后反戈一击埋下伏笔。
1856年太平军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杨秀清借“天父下凡”逼封万岁，洪秀全密召北王韦昌辉回京勤王。陈承瑢敏锐捕捉到权力真空期的机会，主动承担三大关键角色：
告密者：向洪秀全密报杨秀清谋反，强化其杀杨决心；
内应者：利用佐天侯职权，伪造杨秀清命令解除东王府戒备，引导韦昌辉、秦日纲率军夜袭；
扩大屠杀的策划者：提议以“搜捕余党”为名清洗东王势力，导致两万余人丧生，天京陷入血海。
陈承瑢的算计远不止于此。他试图通过操控事变清除异己，同时将韦昌辉推向前台充当替罪羊，自己则暗中掌控局势。然而，韦昌辉的滥杀激起众怒，石达开回京后严词谴责，洪秀全为平息民愤处决韦昌辉。陈承瑢的阴谋随之暴露——他既无法摆脱“叛徒”标签，又因权力野心过度膨胀成为洪秀全的眼中钉，最终与秦日纲一同被处决，结束了其充满争议的一生。
三、历史评价：双面人生的启示
陈承瑢的悲剧源于性格缺陷与时代局限的双重作用。他工于心计却缺乏政治远见，善于权谋却丧失道德底线，其睚眦必报的性格使其从受害者蜕变为加害者，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英国学者柯文南通过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记录揭示，陈承瑢在天京事变中扮演了“总导演”角色，其告密、策反、布局的每一步都精准踩中人性弱点，却也因过度贪婪葬送自身。
从历史影响看，陈承瑢的背叛直接导致太平天国领导层分裂，使这场农民起义从反清抗争沦为内部屠杀的闹剧。他的故事警示后人：权力斗争中，短期权谋的胜利往往以长期信任的崩塌为代价，而缺乏理想支撑的野心终将走向自我毁灭。正如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所言：“陈承瑢之死，非死于洪秀全之手，乃死于其自身权欲之火。”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这位复杂人物的历史定位——他既是时代乱局的产物，也是加速乱局崩溃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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